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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东方国家,东方文学及东方文化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和部门,理应成为一个受到普遍重视的强势学科。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我们的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中,还是在我国大学的文学学科的教育教学中,都明显地存在着重西方,轻东方的偏向。 先从文学翻译上看,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开始于清末时期,从一开始,就已经显示了东西方文学译介的不平衡。以当时影响最大的林纾译小说为例,在他所翻译的三百多种外国小说中,除了一两种日本小说外,东方文学绝无仅有。林译小说在选题上的这种倾向性,很大程度地预示并决定了此后一百多年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选题上的倾向性。读着林译小说成长起来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建设者们,谈论最多的是西方文学,最喜欢谈论的是西方现代文学新作家、新思潮、新流派,虽然其间周作人等留日出身的作家对日本近代文学也做了一定的研究评论,但大都是将日本文学作为西方文学影响东方的一种现象来看待的。印度、朝鲜、东南亚、及中东各国文学,在五四新文化时期很少得到介绍。鲁迅等一批有识之士,曾提倡大力译介与研究弱小民族的文学,但可惜所选定的“弱小民族”主要是在东欧、北欧地区,基本未能超出西方的范围。1920年前期,印度的近代文学才首次进入中国文坛的视野。东方文学在中国的弱势,到了1940年代已经发展得极为明显。到了1940年代末期,西方19世纪上半期之前的西方文学古典作品,相当一部分都有了中文译本,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美国文学的主要作家作品,已经得到了较多的翻译,并有了不少评论与研究文章,乃至研究专著。而东方文学翻译,相比之下仍然萧条。其中在此前译介最多的日本文学,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而未能持续,其他东方国家的文学译介,仍处于零星状态。新中国成立后,时任国家文化部长的茅盾在1954年召开的关于翻译工作全国性会议上,也不得不承认东西方文学的这种不平衡状况,他说:“……和我们有两千年文化交流关系的印度,它的古代和近代的文学名著,对我们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传诵全世界的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我们也没有一部完整的译本。日本的《万叶集》、《源氏物语》,至今还是只闻其名……。”①尽管意识到了这一点,由于种种原因,“文革”前十七年的东西方文学翻译与研究,仍然存在巨大的反差。十七年中,欧洲古典名著大多译完,并且有了复译本,但东方文学翻译投入的人力相当有限,当年应冷战形势的需要,曾提出过非常政治化的“亚非拉”口号,这个口号一定意义上也推动了东方文学的翻译,可惜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下,所翻译的大多是反帝、反美之类的缺乏文学性的应景应时的作品,对东方文学的研究也难有实质性的促进。伴随着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东方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东方各国的最重要的古典作品大都有了中文译本。但是,与西方文学相比,落差没有缩小,在有些方面反而进一步加大了。这主要表现在,在西方文学方面,在主要语种英、法、德、俄的文学译介上,我们已经进入了古典作品大量复译、译本多样化、对当下文坛及作家作品同步跟进、及时反应和及时译介的阶段;而在东方文学方面,除了日本文学外,古典作品的翻译尚且不齐,当代文学的译介完全是支离破碎的状态,我国读者和东方国家的文坛,基本处在雾里看花、模糊不清、支离破碎的隔膜状态,缺乏对当下东方各国文坛即时反应的能力。东西方文学在中国的这种不同待遇与境遇,也表现在中国大学的文学学科的课堂教学中。20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新型大学的文科,便开始将外国文学课程化,但除了梁启超、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所开始的以佛教为主题的佛经文学课外,进入大学课堂的外国文学只是西方文学。1906年,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章程书后》一文中,给中国和外国文学科目,都拟定了“西洋文学史”的课程。王国维没有西洋留学的经历,但曾两次赴日本求学,在学术创作上受到日本很大影响,但这样的学术背景仍不能使他拟定出包含东方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史”,而是将东方文学完全摒弃于大学课程之外。大学教育中的这种以西方文学为中心、忽视东方文学的情况,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延续下来。1961年,在掌管国家文化宣传工作的周扬的直接支持下,编纂出了一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欧洲文学史》,并在全国各大学的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课程中广泛使用,但相应的,有关部门及领导人却没有提出要将完整的、包括东西方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史的知识教给学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仍在于“欧洲中心论”的观念。这一观念在1962年9月18日周扬关于《欧洲文学史》教材的座谈会后表述得很清楚。他说:“资本主义文化,欧洲带有典型意义,当时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世界的高峰,我也是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但欧洲曾经是中心,曾经是世界文化的中心,有的东西已经成为世界财富,人人都要知道。”②周扬的这番话虽能表明了他本人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却不能说明不讲东方文学的理由。而且“欧洲曾经是中心,曾经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这一表述本身就很成问题,因为世界文化从来都是多中心的,多体系的,多个文化圈、多元的。在这种观念的主导下, 1950~1960年代的几年间,只有北京师范大学等极少数大学的有关教师,不满于“西方中心”的状况,在课堂上开设“东方文学史”课程,并编纂出版了《外国文学参考资料》的东方卷,但势单力薄,加之后来爆发了“文革”,写作《东方文学史》教材的计划不得不放弃。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东方文学学科建设、翻译与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东方文学翻译方面,经过翻译家的努力,出现了一些标志性的成果,由于季羡林、陶德臻等老一辈东方文学专家的支持与努力,各种东方文学史教材编写出版,各种外国文学史教材有了东方文学的内容,此前教材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有所纠正。但是尽管如此,在今天的中国,东方文化、东方文学,还没有全面地进入我国的大学教育体制。直接原因是主讲东方文学的专职教师长期缺位。而有关大学及有关院系的决策者,由于知识结构的欠缺、由于学术视野的狭隘,或者由于学科上的习惯与偏见等等原因,对东方文学缺乏应有的重视,不愿引进和补充东方文学方面的师资。1980年代初,在北师大陶德臻教授等老一辈东方文学专家的据理力争之下,教育部曾颁布了一个《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北京师大出版社出版),规定东方文学应占三分之一的比重,但到了90年代中期的新大纲中,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倒退,西方中心的偏向再次强烈显露出来,东方文学的比重只占整个外国文学史的五分之一,而且就这五分之一,在许多大学的课堂教学中也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如今,除二十几所学科建设学科齐全的大学外,大部分大学的文学院或中文系没有东方文学教师,不能开设东方文学课程。有的大学以前曾经有东方文学教师,老教师退休后却后继无人。于是,所谓“外国文学史”实际上成了“西方文学史”,一个立体浑圆的文学地球,被人为地切割为残缺的半球体。本来,“外国文学史”作为中文系的重要基础课,其宗旨就是要把全面系统的外国文学、世界文学的知识教给学生,使他们形成完整的世界文学的知识结构与广阔视野。实现这一宗旨和目标,不但是这门课程的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人材培养的必然要求,是文学院或中文系人材培养的必然要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