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西方中心论、西方文学中心论,既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逻辑,而只是一种文化成见或文化偏见。所以,在西方中心观念主导下忽略东方文学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况且,在今天继续忽略东方文学,与我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也很不相称,与东方国家在经济政治上重新崛起也不相称。随着东方各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东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已经或正在超过西方。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应该对东方邻国,特别是与中国有着深刻历史文化渊源的国家的历史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以适应东方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崛起。 我国的东方学研究,东方文学研究,也应该适应这一客观现实。这也是我国的东方文学学科成为文学研究中的强势学科的时代要求。我国的东方文学成为文学研究中的强势学科,虽有种种消极不利因素,但也具有不少独特的优越条件。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东方文学学术资源的丰富,一个是已有研究的水平与起点很高。 在涉外研究中,所谓“学术资源”,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研究者淡化、或超越自身的民族文化背景,而直接将异国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例如一个中国学者淡化、或超越中国文化背景,像美国学者一样直接研究美国问题。这种学术资源正如阳光与空气,对全世界的学者来说都是共同享有的,对哪一类研究者而言,都无所谓多寡。另一种情况则有不同,就是一些学术资源带有强烈的地理、历史、文化的印记,只有某一特定文化背景的学者,才能在研究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以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史上的史实为例:比较文学能够在19世纪的前期的法国率先兴起,是因为法国文学长期领导了欧洲文学的潮流,并对欧洲各国文学有广泛的传播与影响,研究这个问题,无论从主观意愿还是客观条件上看,都是法国学者的优势,这方面的研究导致了以法、欧文学关系史研究为特色的欧洲比较文学及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诞生。对于中国学者的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来说,具有得天独厚之优势的领域,更多地存在于东方文学及东方比较文学研究中。一方面,中国学者可以拥有的东方文学研究资源的矿藏极为丰富,这类研究资源的形成与储藏,是由中国与东方各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关系史的积淀所决定的。由于历史上中国与周边的东方各国的历史文化关系,在其长度、广度、深度、密度上,都大大地超过了我们与遥远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在这方面遗留下来、积淀起来的学术资源,也大大多于中西历史文化关系领域。这类研究资源中包含着大量的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得天独厚的研究课题。它的发掘和利用,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学者的民族文化优势。 而且,中国的东方学、东方文学学科,虽在数量上缺乏规模,但在质量上却早已显示了一流的学术水平,为今后东方文学成为强势学科准备了很高的学术起点。笔者曾在《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在与乐黛云先生合著的《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比较文学研究》等一系列学术史性质的著作中,对东方文学、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做了系统的研究评述,同时也将我国的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中西比较文学与东方比较文学做了一些比较分析。综观近百年来的学术史,学者辈出,但学术大师、学术泰斗级的人物有限,而在学术大师与泰斗式的人物中,从事东方学、东方文学、东方比较文学研究的人却占了大半。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就是在前辈大学者中,许多是靠印度研究、东方学研究起家或成名的,如近代的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汤用彤、季羡林等,都是以学习梵语、研究中印关系而知名的。换言之,在学术史上,专门搞印度研究的虽然在数量上所占比例很小,但在学术上胜出的比例却非常高。历史学家周一良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并世学人当中,学识广博精深(非一般浮泛)而兼通中外(包括东方、西方)者,我最佩服的三位:就是季羡林、饶宗颐、王元化三位先生。”④众所周知,周先生所说的这三位学者中,季羡林和饶宗颐两位都是研究东方学为主的。再以比较文学学科为例,平心而论,在我国当代现年五、六十岁的中年学者中,著作最多、原创性最强、学风最扎实的头几位学者,似乎更多地出自东方文学与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例如以文学人类学研究而知名的叶舒宪先生,中日比较文学领域中的严绍先生、王晓平先生等。东方文学出身、东方学、东方文学、东方比较文学领域的学术大家们,不仅给今后的东方文学研究确立了高水平的学术起点,也树立了学术上的楷模和榜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