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道全，清华大学外文系，北京100084，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内容提要：印度当代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在作品中关注印度的庶民境遇，传递庶民的诉求，以此获得了国际声誉。然而他的小说在批判印度社会种种弊端的同时，却对影响庶民命运的全球资本主义保持暧昧。他赋予庶民言说的权力，似乎成功建构了觉醒的庶民形象，但这种觉醒也带有悖论色彩，因为他不但未能充分认识庶民困境的根源，而且表现出与全球资本主义合谋的倾向。因此，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作家，阿迪加还需要进一步扬弃他的书写策略。
    关键词：阿拉文德·阿迪加/《两次刺杀之间》/庶民/觉醒/阶级/悖论

    布克奖创立四十年之际，两位印度裔作家得到了评委会的眷顾与青睐。声名显赫的拉什迪(Salman Rushdie)虽然捧得了四十年最佳布克奖(Booker of the Bookers Prize)，他却不敌印度新锐作家阿迪加(Aravind Adiga)，未能问鼎2008年的年度奖项。凭借处女作《白虎》(The White Tiger)，阿迪加又一次把印度题材的小说带入布克奖的荣誉殿堂。获奖之后，阿迪加的小说销量激升，而他本人也迅速走红世界文坛，获得评论界的高度关注。阿迪加初登文坛就取得骄人的成绩，不愧是当今印度英语文坛的一匹黑马。他的出现也进一步壮大了英语文坛实力强劲的印度裔作家群体。
    阿迪加于1974年10月23号出生在印度东南部的马德拉斯，即现在的钦奈市，就读于印度西南部门格罗尔的私立教会学校。母亲离世之后，他随家人移居澳大利亚悉尼。十八岁的时候，他完成中学学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英语文学专业学习。大学毕业后，他获得奖学金资助，进入牛津大学深造。获得硕士学位以后，阿迪加在华盛顿《金融时报》实习，然后转到纽约担任金融通讯员。2003年，他以《时代周刊》通讯员的身份回到了印度。目前，他已经转型成为自由撰稿人，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从事新闻工作期间，阿迪加就开始涉足文学评论，撰稿评论文坛前辈的作品。他先后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对埃里森(Ralph Ellison)、品钦(Thomas Pynchon)、奈保尔(V. S. Naipaul)、凯瑞(Peter Carey)、罗斯(Philip Roth)、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等作家的评论文章。2008年他推出个人首部小说《白虎》，幸运入围并最终斩获布克奖。同年，他乘胜追击，推出第二部作品《两次刺杀之间》(Between the Assassinations)，入围2009年英联邦作家大奖(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的决选名单。目前，他居住在印度孟买，积极筹备2011年即将出版的新作。
    与旅居海外的其他印度裔作家不同，阿迪加出生于印度，经过海外游学又回归故土。这番人生经历给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帮助他更好地思考印度社会问题。此外，他的成就也离不开两类经验：一方面，新闻工作让阿迪加广泛接触印度社会，为文学创作积累了素材；另一方面，文学评论则让他获取灵感，激发了创作欲望。在文坛前辈的感召之下，阿迪加把新闻素材和文学创作结合起来，呈现全球化时代印度社会的问题与症结。因此，他的小说不仅富有时代气息，还具有极强的社会批判性。他认为“十九世纪狄更斯、福楼拜、巴尔扎克等作家的批评帮助英、法成为更好的国家”，所以他希望能够在印度经历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突出印度残酷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帮助社会进步。在他看来，这样的书写“不是对国家的攻击，而是关乎自我反省的浩大工程”。
    一
    
    在《逆写帝国》(The Empire Writes Back，1989)一书中，阿什克罗夫特等人曾经批评印度英语小说主题“过于城市化，过于关注印度精英的经历”。(Ashcroft，et al.：123)作为印度文坛新生力量的代表，阿迪加明显对此有所认知。虽然他属于精英阶层，也是用英语书写印度的故事，但他更倾向于关注社会底层的普罗大众。就算他刻画精英阶层，也往往带着批判语气。在迄今出版的两部作品里，他都倾注笔墨反映印度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境遇，试图赋予他们言说的权力，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这也让阿迪加的文学实践和著名的庶民研究小组有着共同的关注对象——庶民群体。
    在第一部小说《白虎》中，阿迪加别出心裁，通过七封信件的形式，让一位印度班加罗尔的企业家讲述发家史。虽然现代都市的企业家算不上印度的社会底层，但是巴拉姆在信件中逐步揭开身世之谜，着重回忆了转型之前的庶民生活经历。通过这些信件，印度底层人物的艰辛跃然纸上，而印度社会的痼疾也浮出水面。虽然经济的飞跃发展让印度跻身“金砖四国”之列，但是这种发展并不均衡，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局面：“印度融两个国家于一体：光明的印度与黑暗的印度。”(Adiga，2008：12)小说的主人公巴拉姆就不幸出生于“黑暗的印度”。在他的成长历程中，强烈的身份焦虑促使他寻求变革，改变自身的生存状况。这种焦虑的心态赋予小说以巨大张力，成功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尤其在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摹上，阿迪加的笔触丝丝入扣，让读者也能感同身受。
    如果说《白虎》成功塑造了一个鲜活的个体形象，后续的短篇集《两次刺杀之间》则另辟蹊径，勾勒了海滨小镇基图尔的众生群像，多角度、多层面地描写了印度小镇的社会生活。通过呈现小镇的微观世界，阿迪加取得了以小见大的效果。阿迪加继续在小说的形式上进行探索，通过七天“游览整个小镇的隐喻”，(Cheuse：13)他巧妙地把基图尔镇的历史人文与风土人情穿插在短篇故事之中，让小说集俨然成为小镇的游览手册和风物志。以小镇的标志性建筑、镇区等为题名，穆斯林教徒、印度教徒、基督教徒、上层种姓和下层种姓、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的男女老少陆续登场，演绎了他们各自的人生。
    无论是采取信函的形式还是导游手册的形式，阿迪加的小说创作都没有改变其社会批判的价值取向。小说《白虎》的社会背景虽然涵盖了“复兴的经济和民族”，但更着重强调印度社会“腐败、不平等及贫穷”的景象。(Kapur：13)巴拉姆的转型历程就深刻揭示了这一怪诞的社会图景，猛烈批判了印度社会的种种不公正现象。短篇小说集《两次刺杀之间》虽然以重大政治事件作为头尾来架构小说叙事时间，但作者并没有浓墨重彩地叙述1984年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和1991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的遇刺事件。相反，这两位重要政治人物几乎被搁置在一边，成为小说集的叙事背景，偶尔被小说人物提及。总体来说，小说集收录的14篇故事没有转变关注层面，而是延续了阿迪加的个人风格，描绘基图尔镇的普通百姓的生活点滴。尽管小镇富裕阶层的生活也需要描述，但是阿迪加把更多笔墨留给了小镇底层的边缘人物。借助这些小人物的苦恼，阿迪加的社会批评用意也就不言自明了。
    二
    从出版时间来看，小说《白虎》先于短篇集《两次刺杀之间》；但从内容上评判，后者可以算作前者的前传。更有趣的是，无论小说《白虎》还是短篇集《两次刺杀之间》，两部作品都深入挖掘了印度的车夫形象。在小说《白虎》里面，巴拉姆的父亲就是一个人力车夫；在转型成为企业家之前，巴拉姆也长期担任雇佣司机；在随后推出的《两次刺杀之间》中，以伽纳亚为代表的车夫形象再次浮现。之所以如此频繁地启用车夫形象，阿迪加也给出了解释。他提起好友巴哈尼(Ramin Bahrani)的电影剧本《推小车的人》(Man Push Cart，2005)，认为这部作品改变了他的作家生涯。
    在电影《推小车的人》里面，巴基斯坦移民阿玛德拖着铁皮早餐车，在美国都市中艰难谋生。受到电影剧本的启迪，阿迪加变换时空场景，把阿玛德替换成了印度社会的车夫和司机。在阿迪加笔下，这些车夫都有着相似的处境：身处社会底层，生活穷困。这样一来，印度社会的庶民形象就被推到了台前。虽然这些车夫没有离开国境，虽然他们一起见证了印度的经济复兴，但是他们的生活依然前景黯淡。伽纳亚和巴拉姆的父亲都是很好的例证。与作为人力车夫的父亲相比，巴拉姆的司机工作自然较为优越，待遇有所改善，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庶民命运。尽管他也试图安分地从事司机工作，把希望寄托在雇主阿沙卡少爷身上，但是后者的踌躇让他失望，促使他逐步走向堕落和叛逆。
    在《白虎》中，阿迪加以转型之前的巴拉姆为例，呈现了庶民的诉求。他谋杀雇主，携巨款潜逃，变成新生代企业家。犯罪手段成为有力途径，帮助他实现了个人诉求。然而，小说在印度引发了一片哗然，遭到了一些批评。例如，印度国内就有人认为这部小说是“否认印度经济进步的西方阴谋”。(Kapur：13)这样的批评不无道理，但是阿迪加采用“白虎”作为题名，意在强调巴拉姆个案的特殊性。只有个别像他那样聪明的人才会把握机遇，成功改变命运。正是因为这样极端的案例稀少，小说才能成功虚构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取得耸人听闻的叙事效果。设想一下：倘若巴拉姆俯首听命，任由命运主宰的话，那又会是什么场景？
    或许为了对此做出回应，阿迪加在短篇故事集《两次刺杀之间》中继续塑造庶民阶层的人力车夫形象，进一步呈现他们的苦难人生。有别于《白虎》，《两次刺杀之间》的叙事时间往后推移，描述的是印度经济腾飞之前的社会场景，而车夫形象集中出现在短篇故事《雨伞街》①里面。就整体而言，《雨伞街》形象地展现了印度小镇的车夫生活。他们像机器一般辛劳奔波，毫无怨言。虽然生活艰苦，他们却能自得其乐，凭借送货赚取微薄的酬金，在夜间饮酒作乐，憧憬着往后的幸福生活——一辆电动三轮车或是一间小茶铺。虽然他们被富裕阶层压榨，但是他们也有点自甘堕落，在肮脏的环境中不思进取。
    在他们的陪衬之下，小说《雨伞街》突出描写了一位谋求变革的车夫伽纳亚。他虽然也是人力车夫，却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与其他车夫的麻木和愚钝截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他会思考。按照他的推算，其他车夫的希冀只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因为他们的身体素质有限。因此，他努力探求转变的渠道——购买彩票、尝试进工厂工作、为国大党候选人拉票，但是这些活动都没有改善他的境况。残酷的现实一次次把他逼回车夫行当，让他继续替雇主卖命。
    在车夫伽纳亚身上，读者还是会发现一丝“白虎”巴拉姆的影子。毕竟两人的遭遇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从乡村进入城镇，都经历了人生理想的幻灭。遭遇种种挫折之后，伽纳亚和巴拉姆一样，也开始觉醒，并迫切希望改变命运。他在口头上和内心里反复告诫自己“不能继续这样了”，但是他没有像巴拉姆那样走向犯罪。虽然他也考虑过携款潜逃，但最终未能执行这一计划。因此，伽纳亚就是放弃犯罪手段的巴拉姆，而他的苦难就是众多庶民的人生写照。
    在雨伞街这处繁华的商业中心，人力车夫无疑是庶民阶层的代表与缩影。伽纳亚甚至把自己与路上的大象相比较，觉得自己更加不幸，因为大象都能养尊处优，而他却要负重累累。透过这个简单的比对，庶民的凄惨程度也就可见一斑。作为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伽纳亚和其他人力车夫一样，遭受层层盘剥，处境艰难。镇上的首富恩吉尼尔夫人为富不仁；雇主帕伊先生精于盘剥；工厂老板逢场作戏；参选的政客欺世盗名。无论伽纳亚怎么努力，他的尝试都只是白费力气，无法变更命运的轨迹。对于自己的艰难境况他也心知肚明，不需要本土精英的启蒙与怜悯。因此，在《雨伞街》这篇故事里，当英语报社记者居高临下地点拨车夫们、试图指导他们发展方向的时候，伽纳亚毫不畏惧，大胆发问驳斥，这也更加突出了他的思想觉悟，显示出他比其他盲目崇拜的车夫技高一筹。他的那番言论透露出绝望焦躁的情绪，但也喊出了庶民阶层的心声。通过这个场景，伽纳亚把积蓄在内心的思考倾泻而出，展现了一个逐步觉醒的庶民形象。
    三
    
    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曾经断言“庶民无法言说”。(Spivak：308)但是，阿迪加在小说中刻画了以车夫为代表的庶民形象，赋予他们声音，让他们表达诉求。借着那一番近乎控诉的言论，伽纳亚不但清楚地表明自己可以言说，而且还能言之有理。但是在印度社会，谁来倾听他的心声？这或许才是问题的关键。对此，罗伯特·扬就明确指出，“从来都不是庶民无法言说，相反，问题是主流社会不愿倾听。”(Young：5)这样的论述言简意赅，把庶民状态带入到具体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诚然，主流社会不仅不愿意倾听，甚至还试图剥夺庶民言说的权利，让他们保持沉默。伽纳亚的心理活动——“甚至连说话的权利都不是我们的。即便我们提高我们的声音，他们都叫我们闭嘴。”——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个观点。
    在《雨伞街》里面，车夫伽纳亚的声音的确被主流社会湮没了。这的确令人失望，但是英语报社记者的出现却提供了转机，让他的庶民言说成为可能。克罗尼尔(Fernando Coronil)就不赞同将庶民属性固定化，而更倾向于认为“庶民属性是一种关系和相对的概念”。在他看来，这种“从关系和情境角度出发的庶民观念”，有助于“倾听来自不同边缘化地带的庶民声音”。(648—49)。通过与英语报社记者的简短对话，伽纳亚已经在这个具体的情境之中反客为主，痛快淋漓地抒发了心声。这也说明，在适当的情境之下庶民的诉求可以表达出来；报社记者的反应也证明，倾听庶民的声音并非没有可能。
    伽纳亚觉醒后艰难地传递出了庶民的心声，却不能去实现个人诉求，这个结局离不开主流社会的制约和限制。然而更糟糕的是，庶民阶层充斥了麻木和漠然。例如，在其他车夫眼里，伽纳亚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个体。在他们看来，车夫就应该像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所歌颂的那样，安分守己。他们虽然没有接受过教育，但他们能够理解那些口头传诵的诗篇。通过聆听诗篇的叙事，车夫们给自己定位，对生活逆来顺受，而伽纳亚的行为显然背离了车夫的职业操守。正是因为这些精神枷锁，他们才甘当忠实的仆役。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小说《白虎》里面。在巴拉姆的出生地，人们供奉“哈奴曼”神(Hanuman)，因为他是“罗摩”(Rama)忠实的仆人，是“以绝对的忠诚、热爱和献身精神为雇主服务的光辉榜样”。(Adiga，2008：16)在这种信仰引导之下，庶民阶层毫不珍惜来自他们自己阶层的声音，因此庶民的言说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显而易见，印度社会的封建习俗并没有因为印度独立而退出历史的舞台，社会底层的生活境况也没有因为摆脱殖民统治而有所改善。在阿迪加的小说里，印度残余文化的影响力被放大了展示开来。威廉斯认为，“残余文化”是“过去已经实际地形成、但是依旧活跃于文化过程中的因素”。(Williams：122)这样的残余文化依然困扰着阿迪加小说中的人物，给他们的生活增添烦恼。阿迪加没有忽略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他在作品中批判了印度种姓制度的局限。种姓制度给巴拉姆设置的障碍不可小视，因为“在传统的印度教社会中，一个人从生到死，一举手一投足，都受到种姓法则的支配”。(尚会鹏：2)若不清理这样的思想余孽，印度的庶民如何能够更好地参与社会竞争？又如何表述并实现自身的诉求？
    国内有学者认为，“传统的种姓制度包括贱民制依然会在个别地方繁衍生息，但无论如何，种姓制度早已不再成为印度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障碍物了。”(石海军：299)甚至连一些印度本土学者对种姓制度的消亡也持乐观态度，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Gokak：30)这样的论断或许预见到了时代的发展趋势，但也忽略了问题的复杂性。阿迪加就没有过于乐观。在他笔下的欠发达地区，种姓制度依然盛行，制约着下等种姓群体的发展。作为一个留学归来的印度作家，阿迪加对那些根深蒂固、愚昧落后的观念大加挞伐。他用一个个故事说明这些历史余毒尚未消灭殆尽，依旧贻害人间。经由《雨伞街》的故事铺垫，《白虎》中主人公巴拉姆的作奸犯科或许也就不难理解了。通过巴拉姆从庶民转型成为精英的故事，作者既痛斥了种姓制度的荒谬，也用这种极端手段实现了庶民的诉求。他的另类想象让我们看到了庶民力量的潜能，也警示社会发展的不公正及潜在的危机。
    四
    
    由于阿迪加关注庶民的境遇，他的作品也就无法回避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问题。无论是新德里还是班加罗尔，它们都比巴拉姆的出生地更具诱惑力、更加能够体现出活力与生命。但在都市里，摩登的高楼大厦和肮脏的贫民窟又形成巨大反差，折射出印度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即便在小镇基图尔，车夫与富裕人士的对比也是极为鲜明的，因此小说中的庶民都对富裕阶层怀有一定的仇视。从这个角度来看，阿迪加的英语小说似乎也很关注印度后殖民社会的阶级问题。在这一点上，他呼应了马克思主义后殖民批评家阿罕默德(Aijaz Ahmad)的观点，因为后者就强调后殖民性也是“阶级问题”。(16)而且，针对阶级问题，阿迪加的处理并非单一和片面的。对于庶民阶层的困境，他左右开弓，既批判了统治阶级和富裕阶层，也不回避庶民自身的愚昧和妄为。然而，印度社会的种种弊端仅仅就是印度本身的制度和阶级问题吗？庶民的困境与殖民历史和全球化没有关联吗？
    结合印度的本土经验，阿迪加的社会批判弹无虚发，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态度却极为暧昧。在介绍小镇历史的时候，阿迪加采用了后现代拼贴手法，截取《基图尔简史》的文字，并提到反击殖民主义的活动；但独立之后的印度政治混乱，矛盾丛生，激发了民众的悲观情绪。一些印度人甚至失去信心，认为要把国家“交还给英国或俄国或者别的国家”。(Adiga，2010：287)发展到《白虎》中的全球化时代，巴拉姆虽然对英国的殖民历史有所认识，却没有看清全球资本主义对他的倾轧。相反，在他看来，城市文明解除了种姓身份的制约，帮助他实现了个人诉求。转型之后，他服务于从事欧美劳务外包业务的企业，参与分享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成果。随着欧美国家的投资增多，班加罗尔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巴拉姆则考虑产业升级，进军地产行业，试图从整个经济体制中谋求更多利润。因此，巴拉姆一方面对传统的乡村印度恨之入骨，一方面却对资本主义浸淫的现代都市大加赞赏。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车夫伽纳亚还是司机巴拉姆，他们的觉醒都还不够彻底，他们的思路都具有明显的悖论。从根本上说，他们都还存在认识上的盲点，没有认清全球资本主义对他们的影响。
    在阿迪加笔下，车夫伽纳亚的庶民诉求未能实现，而巴拉姆的案例则奇迹般兑现了庶民的诉求。这种前后转变固然精彩，似乎给庶民提供了一条救赎的途径，但是隐藏在这种转变背后的却是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通过阿迪加的小说，读者会读出印度传统制约着个人的发展，加重了庶民的苦难，而全球资本主义却给庶民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遇。巴拉姆的言语中虽然表露出对西方社会前景的忧虑，然而他在行动上却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亦步亦趋。因此，在印度的传统恶俗与全球资本主义两者之间，阿迪加的抉择厚此薄彼，明显倾向于后者，表现出与全球资本主义合谋的趋势。德里克(Arif Dirlik)在《后殖民氛围》一文中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认识自身在全球资本主义中的阶级立场，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彻底批判，并对产生了自身的那个体系采取抵抗实践。(356)然而作为一名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作家，阿迪加本人似乎并没有展现他突破局限的努力。
    “忽视庶民”就是“继续帝国主义工程”。(Spivak 298)因此，在后殖民的背景之下，阿迪加的小说创作选择了庶民视角，赋予庶民言说的权力，试图传递庶民的诉求。这一点值得赞赏。但是他偏颇的策略也会弄巧成拙。总体来看，伽纳亚和巴拉姆的车夫形象都充分展现了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提出的“狡猾的顺服”的特质。(Bhabha：93)这些车夫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强化了庶民的刻板形象？另外，他笔下的印度、尤其是印度乡村，无疑是黑暗和落后的，没有一丝希望。这样的描写是否又陷入东方主义的模式，让印度沦为英语世界的消费品？若是这些批判性的书写还算不上“西方阴谋”，阿迪加的策略和自我反省工程也是问题重重的。所以，庶民形象的确显示了阿迪加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但是他的创作理路还有待进一步扬弃。
    借助布克奖等国际知名文学大奖，阿迪加和其他印度裔作家一样，成功打入了国际文坛，开启了文学创作的新的前景。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本土学者纳拉扬(Shyamala A. Narayan)罗列了小说《白虎》中的细节瑕疵后认为，阿迪加经常混淆印度生活的细节，他的作品对于不清楚印度地区差异的非印度读者更具吸引力。(87)这一评价也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要求我们审慎看待阿迪加的获奖作品，既要看到他所建构的庶民觉醒，也需要认识他作品中的悖论。

    注释：
    
    ①这则故事经过后期修改，曾以《大象》(The Elephant)为名发表于2009年1月26日出版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
    参考文献：
    
    [1]Adiga, Aravind. Between the Assassi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2010.
    [2]—. The White Tiger. New York: Free Press, 2008.
    [3]Ahmad, Aijaz. "The Politics of Literary Postcoloniality." Race and Class 36.3(1995): 1-20.
    [4]Ashcroft, Bill, et al.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5]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6]Cheuse, Alan. "Review of Between the Assassinations."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 83. Issue 6(2009): 13.
    [7]Coronil, Fernando. "Listening to the Subaltern: The Poetics of Neocolonial States." Poetics Today. Vol. 15. Issue 4(1994): 643-58.
    [8]Dirlik, Arif.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Critical Inquiry. Vol. 20. No. 2(1994): 328-56.
    [9]Gokak, V. K. Literature in Modern Indian Languages. New Delhi: Publication Division of India, 1957.
    [10]Kapur, Akash. "The Secret of His Succes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Nov 9, 2008): 13.
    [11]Narayan, Shyamala A. "India." 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Vol. 44. Issue 4(2009):85-118.
    [12]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Eds.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Urbana: U of Illinois P, 1988.
    [13]Williams, Raymond. Marxism and Literature. London: OUP, 1977.
    [14]Young, Robert, J. C. White Myth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04.
    [15]尚会鹏：《种姓与印度教社会》。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6]石海军：《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