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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冯新华，男，山东惠民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唐纳德·金和众多日本作家都有过一定的交往，与他们的交往体验，渗透在他的论著之中。从掌握的事实出发，有根据、有逻辑地质疑和反思，超越创作、面向世俗生活以及对作家思想的洞悉，构成了唐纳德·金对日本小说进行批评的立体结构。他对日本小说的批评是一种注重实证和感悟的解读与分析。 关 键 词：唐纳德·金/日本小说/友人体验/体悟 身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唐纳德·金(Donald Keene)，堪称美国日本文学研究第一人，但中国学界对这样一位著述颇丰的日本文学专家却介绍不多。叶渭渠先生曾在《扶桑掇琐》①一书中以一篇小文《唐纳德·金与我》记述了自己与唐纳德·金的交往，而唐纳德·金丰硕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尚无人译介。在其学术成果中，不乏重要的批评和研究。《五位日本现代小说家》(Five Modern Japanese Novelist)就是其中一部针对日本小说的批评著作。 一 唐纳德·金对日本小说的批评，是结合自身生命体验对文学作品的进一步解读。与那些仅凭文字材料来进行研究的学者不同，唐纳德·金与五位作家都有过一定的往来。这种往来，渗透在书中的字里行间。 1953年，当唐纳德·金首次去日本学习日本文学之时，他做出了与其他外国留学生不同的选择。当时绝大部分赴日学习日本文学的留学生都会选择东京，而唐纳德·金却选择了京都，为什么呢?其原因就在于谷崎润一郎长住京都。他之所以对谷崎润一郎如此感兴趣，除谷崎润一郎作品的魅力使然之外，还有其它两个原因。其一，唐纳德·金在见到谷崎润一郎之前，曾经收到过大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所赠的《细雪》，而这部著作恰恰是谷崎润一郎亲手赠给阿瑟·韦利的。其二，来日本之前，唐纳德·金在一本介绍日本文学的书里面，引用过一些作家的作品，在这些作家当中，当时只有谷崎润一郎还健在。这些现实的际遇加上谷崎作品自身的魅力，促成了这位美国留学生的兴趣。 唐纳德·金是幸运的，他在当时的中央公论社社长屿中鹏二(Shimanaka Hoji)的帮助下，得到了拜访谷崎润一郎的机会。也正是这位屿中鹏二，帮助唐纳德·金认识了多位日本作家。当得知自己马上就能拜访谷崎润一郎之后，唐纳德·金这样描写当时的心情：“没有比这更让我感到高兴的事儿了。”[1](p.3)在谷崎润一郎幽静而又弥漫着音乐声中的家里，唐纳德·金见到了身穿和服的谷崎。在常人看来，日本人穿和服是再普通不过了，因为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服装。但为什么唐纳德·金在此特别强调这一印象，并称自己每次见到谷崎润一郎时，谷崎身上穿的几乎都是和服呢?实际上，这既是唐纳德·金对谷崎润一郎的现实印象，也是一种书写策略。凡读过谷崎润一郎作品的读者，都会感受到日本传统文化深深的烙印。当与他同时代的许多艺术家在狂热追逐西方文化情趣之时，谷崎润一郎却将目光投向了东方和日本。早在唐纳德·金见到谷崎润一郎之前的1923年(当时关东发生了大地震)左右，谷崎迁居关西，“不知不觉间被古都奈良和京都之美所征服。……他从东西方文化比较中进行反思，逐渐地重新认识东方的传统。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是产生在这一时期”[2](p.181)。唐纳德·金与谷崎的交往，便发生在谷崎思想和创作向日本文化回归这一时期。作为日本传统文化象征的和服，此时出现在唐纳德·金笔下，其实是对谷崎这样一位大作家所具有的不俗风度的强调。 另外，唐纳德·金还颇费笔墨地刻画了一个深受日本民众爱戴的谷崎润一郎的形象。据唐纳德·金记述，有一次，当他与谷崎共进晚餐时，发现餐桌上有一条非常棒的鲷鱼，鱼的鼻子上还有一个鼓起的包。有人告诉他，这条鱼像是在鸣门的漩涡中游弋过，鱼鼻子上面那个鼓包很可能是在漩涡中得来的。这么名贵的海鱼是来自哪里呢?唐纳德·金后来得知，这是谷崎的一个仰慕者送给他的。每当谷崎从京都到外地过冬时，他的追随者们便联合起来，在列车上专设一个供给谷崎润一郎食物的座位，有人在京都站给这个座位放上食物，另有人到站后把这些食物卸下来给谷崎。由此可见，唐纳德·金笔下的谷崎润一郎，不仅是依靠作品的魅力让自己着迷的日本作家，还是唐纳德·金亲眼所见的日本传统文化的化身，也是他亲身感知的日本民众的拥戴对象。不妨用一个公式来提炼唐纳德·金笔下构成谷崎润一郎形象诸要素之间的联系：作品魅力→传统文化化身→民众拥戴对象。该公式反之亦成立，即：民众拥戴对象→传统文化化身→作品魅力。这一公式中三要素之间之所以能发生联系，并且被有机地结合在唐纳德笔下，其关键即在于唐纳德·金与谷崎润一郎的现实交往。 与其他作家相比，三岛由纪夫生前与唐纳德·金的交往最多。证据之一便是三岛由纪夫的书信。1956年11月1日，三岛由纪夫在一封致川端康成的信中写到：“恭贺《雪国》和《千鹤》在国外出版。我觉得美国人根本不糊涂，该理解的地方都能够理解。相反，倒是欧洲人的头脑比较僵化，对日本文学缺乏柔软的理解力。……说是赫克特·布雷斯出版公司就要出版唐纳德·金翻译的《太阳的季节》……”[3](pp.84～85)再如，1957年7月29日，三岛在美国写的信中提到：“本月三十一日，唐纳德·金氏将从这里出发前往日本。他这么一走，我不免感到心中无底，却又无可奈何。连日来，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会面，对我确实非常关切地予以关照。当在宴会上用英语会话感到疲劳时，便与金氏公开用日语议论同桌人的不是，接着便是大笑不止，真是痛快极了。在纽约，要想成名是根本不可能的。据金氏说，即便路边躺着一头白色的河马，纽约人也是不会因此而惊奇的。诸如此类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的枯燥无味的名人，我就见了不少。”[3](p.92)1959年2月5日，三岛在致川端的信中写道：“听说，在美国，金君翻译的《近代能乐集》至今只卖了70册!与此相反，吴艾札比氏翻译的《假面自白》却已售出将近五千册。即便在美国，戏剧终究也是没有市场啊。”[3](p.109)1970年，三岛在切腹之前还给唐纳德金去信，信中向他交代遗稿安排等事情。佐伯彰一曾经在与川端香男里的对谈录中披露说：“称之为一九七0年的安保斗争和首都决战，社会上的气氛也是躁动不安。中国又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出现巨大动荡，日本的大学纷争也是不可收拾。当时，唐纳德·金对我说，在日本的知识阶层中仍然精神饱满的，只有三岛君了。”[3](p.198)在别人的评价中，也可窥见唐纳德·金对三岛由纪夫的赞赏之情。 唐纳德·金第一次见到安部公房，是在1964年的美国，当时安部公房的小说《砂女》被拍成了电影，并获得了戛纳电影节大奖。当时安部公房跟随导演一行来到哥伦比亚大学进行访问。唐纳德·金邀请他们三人来到一家中国餐馆用餐。之后，当唐纳德·金首次访问苏联时，安部公房把译者的名字和地址给了他。唐纳德·金没有通过电话联系上她，而是找到了她家的公寓。对于这一段经历，唐纳德·金做了生动的描述。当时他按了两次门铃，都没人来开门。正当他撕下一张纸，并在纸上开始用日语留言的时候。译者的丈夫通过门上的窥孔看到了他，唐纳德·金所写的日语告诉他：这人并非来自警察局。就这样，唐纳德·金与这位译者成了好朋友，从她那里，唐纳德·金对苏联了解到了很多。当唐纳德·金翻译出版了安部公房的剧作《朋友》之后，他寄了一本给她。为了使她免于迫害，唐纳德·金只用了她的首字母。对于安部公房，唐纳德·金有这样一段文字：“每当我看到那些象征着我们友谊的文件时，我为我的名字与他联系在一起而感到自豪，虽然自豪但却感到悲伤，因为我失去了他这样一位怪异而精彩的朋友。”[1](p.3)文字中流露出来的怀念之情，便来自于唐纳德·金的这种浓郁的友人体验。 唐纳德·金还记录了同司马辽太郎的交往。司马辽太郎也是山片蟠桃奖的倡议人之一。1982年，唐纳德·金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人。根据唐纳德·金回忆，虽然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被选中，但是她感觉此奖的获得跟司马辽太郎的美意有关。唐纳德·金之所以成为朝日新闻社的特邀编辑，与司马辽太郎的推荐不无关系。在一次讨论会上，喝了点酒的司马辽太郎对当时主持会议的主席说：“在明治时代，朝日新闻并没那么好，但自从聘用了夏目漱石之后，就一举成名了。对于现在的朝日新闻社来说，雇用唐纳德·金是它成为一份好报纸的唯一出路。” 在唐纳德·金看来，这些日本小说家已经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而是他的知心朋友。同他们交往的点点滴滴，都进入到了唐纳德·金笔下的日本小说界。当解读的对象由原本陌生的、纯粹的“小说家”、“小说”而变为熟悉的、极具生活气息的朋友、源自现实生活的文字，唐纳德·金笔下的日本小说家便具有了一般人无法超越的“真实”，而他笔下的日本小说也被涂上了一定程度的传记色彩。因此，唐纳德·金笔下的日本小说家，远非被脸谱化或者定论化的普通作家，而是渗透着作者细腻感知的血肉之躯，而源自这些人手中的作品，则成为唐纳德·金观照他们现实生活、深入他们内心的一面面镜子。 二 深刻的友人体验和现实观照，使唐纳德·金对日本小说的批评具备了强烈的立体感。一般文学史中一笔带过的既定事实，在唐纳德·金笔下却是质疑和反思的对象。如关于三岛由纪夫二战时参军未果这一事件，学术界说法不一。许多日本评论家把三岛迷恋军事和早死的行为，看成是一种对这次军事体检蒙羞的反应。[4](p.516)唐纳德·金对此则有自己的分析。他写道：“战争期间，三岛由纪夫曾经被唤去进行入伍体检，他从小体弱，当时身体状况也不好，一位没有经验的年轻军医问他是否像当时那样经常发烧、咳嗽，他庄重地点了点头。就这样，他被送回了家乡。对于三岛由纪夫来说，这是一种高兴和解脱。”可见，唐纳德·金并不认为当时的三岛在撒谎，他认为，如果三岛由纪夫一心想服兵役，他必须做的就是不得不如实回答军医的提问。②照此逻辑推断，实事求是的三岛并没有因此而蒙羞的理由。仅此一事，也无法导致“三岛迷恋军事和早死的行为”这一反应。 在唐纳德·金对三岛的论述中，最具代表性的则是他对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与诺贝尔文学奖问题所进行的论证。根据唐纳德·金的说法，是一位丹麦小说家促成了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该小说家1957年曾经在东京笔会上与唐纳德·金相遇过。凭借他在日本待过的两到三周的时间，这位小说家竟然在斯堪的纳维亚获得了“日本专家”的声誉。1970年，唐纳德·金与这位小说家在哥本哈根共进晚餐，那晚他心情愉快，并自豪地宣称是他促成了川端康成的诺贝尔文学奖。根据唐纳德·金的说法，这位小说家在政治上极端保守，当时国外出版物对日本大学里面的激进言论大肆报道，这使得他对当时所有的日本年轻人持有疑心。当他被问及三岛由纪夫时，他以三岛当时非常年轻为理由，推断出三岛必然是一个激进主义者。由此，他坚决反对三岛由纪夫当选，并支持川端康成。在他看来，以川端康成的年龄，绝对不会抱有激进的政治观点。虽然唐纳德·金无法判断究竟是谁影响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授予，不过他觉得该丹麦小说家的说法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他知道自从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skjold)给诺贝尔奖委员会去信赞扬三岛由纪夫之后，委员会对三岛由纪夫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并给予相当关注。然而这种关注在最后关头却发生了变化。据唐纳德·金观察，尽管评奖委员会在授奖时列出了川端康成的三部代表性作品《雪国》、《千鹤》、《古都》，但是，在授奖词中，委员会对其中前两部的评论比较深入，对《古都》的介绍略显仓促。这暗示着：直到此刻，评奖委员会的成员还在钟情于三岛由纪夫而没去阅读《古都》，尽管《古都》在当时已经有了德语和丹麦语(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译本。从唐纳德·金本身来说，当他得知三岛由纪夫没有获奖时，他很失望。他认为三岛由纪夫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他对世上所有事物的认知期待都落空了。唐纳德·金认为川端康成自杀的原因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奖项太沉重而终致他负担不起。无论是普通文学史，还是与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著述，都难以找到与以上类似的论述。就一般论著而言，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重要的，获奖作品有何价值是重要的，至于这位作家是怎样获奖的，与这位作家一同被提名的作家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评奖结果又怎样分别影响到了获奖作家和经提名却未获奖的作家，所有这些问题都因其难以解答而被淡化或根本无法提及。唐纳德·金的论述因其亲历性、逻辑性和史实性而取得了突破，从而使读者对文学史实的认识变得立体化。 唐纳德·金笔下的小说家，绝不是被其作品定型化的为创作而创作的人物形象。在《安部公房》这一章中，唐纳德·金谈到了安部公房鲜为人知的生活，谈到了他的满洲体验、也谈到了他的志趣和爱好。在唐纳德·金眼里，安部公房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很喜欢自己的汽车。在1986年纽约的发明者展览会上，他设计的一个更换轮胎的装置获得了银奖。安部公房也喜欢摄影，他不太喜欢关注自然风景，而是喜欢关注过程的结尾。唐纳德·金感慨到：“如果说安部公房热爱科学是因为他父亲，那么他热爱文学则因为她母亲。”[1](p.70)虽然安部公房对于日语研究有着特殊的兴趣，但对于安部公房的外语水平，唐纳德·金感慨道：“这位神秘人物的一个神秘之处便是他在外语学习上的乏力。” 对于川端康成的认识也是如此。在大多数人眼里，甚至是一些朋友的眼里，川端康成总是沉默寡言。唐纳德·金对川端康成的第一印象是年老多病和因谈起美浓公园的瀑布而露出的难得一见的笑脸。唐纳德·金又指出，川端康成生前在担任日本笔会会长期间，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他经常参加国内外的各种会议。他最后一个公众性的活动是计划为日本学者筹办一个国际会议。然而川端康成的这一方面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尤其是那些认识他并且已经习惯于他长期沉默的人。 唐纳德·金笔下的日本作家，不仅是写作中的人、生活中的人，还是思想着的人。换言之，唐纳德·金不仅书写作家们的创作和生活，还对他们独特的思想倾向有所论及。在唐纳德·金看来，司马辽太郎特别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外国人如何看待日本人?这一话题也让唐纳德·金这样的非日本人倍感兴趣。他推测司马辽太郎一定深知很多日本人都期望获得先进国家的尊敬。不仅在7世纪是这样，19世纪明治复辟之后直至他和司马辽太郎对话的时代也是这样。正是这种超越个人而关注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对外形象的想法，让唐纳德·金觉得司马辽太郎是日本的一个英雄。 有根据、有逻辑地质疑和反思，超越创作、面向世俗生活以及对作家思想的洞悉，构成了唐纳德·金对日本小说家进行批评的立体结构。质疑和反思是强化批评意识、接近事实本身的有效途径，世俗生活本质上则是这些日本作家进行创作式超越的源泉。把握了小说主旨，并不意味着就洞悉了作家思想。超越作品本身，深入作家独特的思维世界，才能较为全面地认知作家本人。这种立体结构，是唐纳德·金日本小说批评的核心方法。 三 在对日本小说的批评中，唐纳德·金不肯将笔墨花费在对故事情节的转述中，而是进入到作品的更深层次来进行解读。关于这一点，徐岱曾给出了另一种阐释：解说依赖于知识，而解读取决于智慧，前者虽然是后者的基础，但从知识到智慧却是一种质的变化，需要批评家付出不同一般的精神活动。这种创造性对于文学批评的意义在于：真正的批评意识正是在解读中呈现。[5](p.249) 着眼于作者错综复杂的思想经历，是唐纳德·金解读作品的立足点。在纵向考察谷崎润一郎的创作历程时，唐纳德·金认为谷崎的思想经历了一番波折。小说《各有所爱》标志着谷崎润一郎从一个西方文化的崇拜者，转向充分信任日本遗产价值。他认为小说主人公的回归代表了谷崎润一郎自己向日本的“回归”，小说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也正是以谷崎润一郎自己的生活为原型的。只不过，小说描写的预言性胜过了自传性。即“从一个‘恶魔主义’的流行作家到日本传统文化价值最重要的发言人，这一转变通过《各有所爱》中流露出的‘回归日本’倾向已经有所预兆。小说中的斯波被他岳父的生活方式惊醒并发生兴趣”[1](p.15)。唐纳德·金指出，谷崎的这一转变在本质上与许多四十来岁日本中年人的相似经历并没有什么不同。当他们体会到坐在榻榻米上与友人共饮日本清酒的舒适，或者当他们品尝日本食物时感受到的美味，甚或去欣赏一首优美的日本抒情诗时，都会促使他们发生以上转变。在唐纳德·金笔下，这种向日本传统回归的趋势，甚至影响到了谷崎对中国境况的看法。1926年，当他参观上海时，他抱怨整个城市已经被外国的生活方式影响了太多。需要指出的是，除关注谷崎的思想倾向之外，唐纳德·金对谷崎的作品最看重的，却是他对待写作的基本态度。唐纳德·金这样总结谷崎的创作： 或许，最能把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与二十世纪其他日本小说家的创作区分开来的，则是他沉浸于写作本身这一事实。他的作品不是忏悔，也没有鼓吹什么哲学、伦理或者政治。但它们却是作者娴熟文风打磨而成的一流工艺品。没有人会到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中去寻找引领生活的智慧，也没有人想通过他的作品洞悉现代社会的罪恶。但即使在谷崎润一郎那些最奇特的描写人类永恒命题的作品里面，读者都会寻找到属于文学的特殊乐趣。从这方面来说，没有哪位作家能比得上谷崎润一郎。[1](p.21) 关注日本文学作品的创作技巧与作品主题，是唐纳德·金进行日本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例如，他认为川端康成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作家，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几个方面。就作品类型而言，川端康成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没有历史虚构类的作品，这对他这样一个十分热爱日本传统的作家来说，简直不可思议。而谷崎润一郎、司马辽太郎等人则都有历史虚构类的文学作品，这样的对比更让唐纳德·金感到惊讶。就作品风格来说，唐纳德·金认为川端是一个多面手，他会根据不同的主题树立不同的写作风格，这些风格使川端既是“美与悲哀”的倡导者，又是日本第一部先锋电影的脚本创作者；既是日本传统的保有者，又是突破窠臼的探索者。这些看起来相互矛盾的因素让川端康成的作品充满了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使他成为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也使他有资本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就文本细读而言，唐纳德·金认为：川端独特的生命体验影响到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他认为，在日本现代诸位作家中，几乎没人比川端康成的成长环境更为不幸。早年的不幸使他成为一个孤儿，“孤儿体验”在他早期的作品《十六岁的日记》中便有所体现。唐纳德·金还通过细读《伊豆的舞女》文本，揭示川端康成具有女性崇拜情结。他指出：“《伊豆的舞女》之所以流行，要归功于他是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表现青春期少年纯真之爱的几篇作品之一。尽管这位学生想与舞女发生关系，但当他得知舞女太小而不能时，他放弃了这一想法，甚至得到了心灵的净化。舞女代表的是浪漫的旅途，而非浪漫本身。理想没有失去光泽使这一想法变得更美好。川端康成一生都被处女或者不可亵渎的妇女深深吸引。对川端康成来说，她们绝不仅仅是笔下所描写的人物形象，还是美的本质的体现。”唐纳德·金的日本小说批评，并非一味地歌颂和赞美，在谈及小说《水晶幻想》时，唐纳德·金认为：“川端康成在小说结尾处的失败很有代表性。他的很多故事没有结局。还有一些故事的章节被任意增删，直至川端康成认为达到了最终形态为止。”在日本小说评论中，唐纳德·金还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同样在谈及这篇具有实验性质的《水晶幻想》时，唐纳德·金认为它受到了意识流技巧的影响。多年之后，川端康成承认：自己不仅阅读了日文版的《尤利西斯》，而且将英文版原文拿来同日文版对读，作品中大段大段的描写还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普鲁斯特的影响。尽管这部作品与川端康成日后的创作大相径庭，但是比喻修辞和语言的运用却与后来的作品惊人一致。 解读三岛由纪夫作品中的生死观，成为唐纳德·金探究其死亡之谜的一个切入点。唐纳德·金从《假面的告白》入手，分析了作品中呈现的趋死情结。三岛由纪夫在系列作品中所坚持的早亡之美有着相同的源头。这种源头即三岛少年时对年轻人死亡之美的向往和迷恋。三岛年轻时有机会去实践他的早亡理想，可因为健康的缘故，他丧失掉了那次被征入伍的机会，但他的理想没有破灭。在《假面的告白》、《金阁寺》、《忧国》、《叶隐入门》、《英勇之死》(Heroic Dead)等作品中，这一理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只有年轻人的纯粹，年轻人的那种愿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献身的精神才能够保证日本文化不被双重威胁所击溃，这种双重威胁既来自于贪婪——残酷地赶跑了日本的风景，又来自于西化，西化让日本对外国事物全盘吸收，这种吸收仅仅因为他们是外国的。”[1](p.13) 三岛由纪夫的死亡情结折射着日本古典文学对他的影响，唐纳德·金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三岛由纪夫善于在日本古典文学中寻求借鉴，并以此证实自己的文学理念，《日本现代能乐集》便是三岛这一倾向的体现。唐纳德·金还推测三岛受到了吉田兼好的影响，吉田兼好在《徒然草》里面有这样一段论述： 于不得常住之世，而待老丑之必至，果何为哉!寿则多辱。至迟四十以前合当瞑目，此诚佳事也。过此则了无自惭形秽之心，唯思于人前抛头露面，且于夕阳之日，贪爱子孙，更望能及身见彼等之荣达，一味执着于世俗名利，而于万类情趣一无所知，思之实可悲可厌也 唐纳德·金认为，吉田兼好在文字中流露出来的“寿则多辱”观念，被三岛由纪夫吸收在其作品中。三岛创作的过程，也是影响其命运的过程，这种影响就包含了来自日本古典文学的因素。 强调日本作家与众不同的趣味，也是唐纳德·金的一个落笔点。在他看来，安部公房的幽默感，尤其是他精彩的反讽，都是他与别的作家相区别的重要特征。关于司马辽太郎，唐纳德·金提到这样一个现象：使一些喜欢司马辽太郎的日本人感到苦恼的是，司马辽太郎的作品不被外国人所知，他们迷惑的是，为什么外国人不喜欢司马辽太郎小说的激情，在他们看来，司马辽太郎的作品比太宰治和川端康成的小说更贴近当今日本人的实际。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司马辽太郎的作品竟然不被现代日本文学经典文库所收入。当听到日本政府要实施一个发起翻译司马辽太郎作品的项目时，那些曾经抱怨司马辽太郎不被外国人所知的日本人开始感到欣慰。可是译作出来以后，得到的评价却不高。原因何在?唐纳德·金认为症结在于司马辽太郎的创作旨趣。他作品中所体现的内容有着独特的日本背景。他可以在20世纪70年代获得“国民作家”的称号。因为“司马辽太郎赞赏的是实干家。司马辽太郎亲身经历了那场激烈、残酷的战争，同时也经历了战后艰难的复兴时期。他的宗旨是要坚强地、脚踏实地地活下去，为此他在作品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他选定的主人公都是在其生存的时代中带着勇气和激情，合理地、现实地生活的人”[7](p.234)。他倡导的精神是当时日本人亟须的，这就是日本人喜欢他的理由，而这些，西方读者却往往感觉不到。 波德莱尔曾经说过：“最好的批评是那种既有趣又有诗意的批评。”[8](p.215)关于日本文学的多元化，唐纳德·金也有论述。他在日本讲学时，就有人向他提问，为什么外国人只翻译日本那些书写风花雪月的文学作品，虽然提问人所说的与事实并不相符，但唐纳德·金明白他们的用意。长期以来，西方对日本艺术的赏识大多用“精致的”这一令人讨厌的形容词来表述。唐纳德·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如果用它来赞扬一部作品，很容易把它引向微小的方面。的确，短小的俳句不如史诗有力，毫无瑕疵的日本坠子不能与塞利纳的杰作相媲美，更不用说英雄雕塑了。但是俳句代表的不仅仅是精致，而日本坠子虽然没有大的特征，但它绝不仅仅是玩具。在唐纳德·金笔下，作品即是这些小说家的人生变奏，而感受这些变奏的最有效方法便是认真体悟其艺术构思及思想内涵。唐纳德·金对上述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便是一种体悟性解读。这种体悟性解读构成了他书写的基调。《五位日本现代小说家》尊重史实，但绝不是在写历史。上文中提到，唐纳德·金对这些小说家的描写具有了一些传记色彩。赵白生曾经在《传记文学理论》中这样评述普鲁塔克关于传记的看法： 在《亚历山大传》的序言里，普鲁塔克同样表达了歉意，因为他没有写尽两位英雄所有的著名行为。不过，他添了一句：“我不是在写历史，我写的是传记。”……他这里所提到的那种历史，他在别处称之为“正史”，“那种准确记录事件的细节”的历史。相反，普鲁塔克删略正史的内容，凸显能够揭示人物性格的事情。普鲁塔克把它们叫做“心灵的证据”(《亚历山大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和最美丽的事情”(《伊米流斯传》)和“值得铭记的事情”(《特修斯》与《罗默流斯》比较论)[9](p.12)。 唐纳德·金在进行日本小说批评时，从自身的阅读体验出发，从作家的身世出发，并注重对小说家的创作心境进行挖掘。就这一角度而言，他选择的材料具备了“心灵证据”的某些成分，却又与普鲁塔克所说的“心灵的证据”有别，因为唐纳德·金虽然是在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去发掘材料、展示证据，但他并没有去雕琢这些材料的逻辑性与完整性，这点并不符合“准确记录事件的细节”的评判标准，但从某种意义讲，却不失“有趣而有诗意”。 注释： ①参见叶渭渠《扶桑掇琐》，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关于这一事件，松本徹、佐藤秀明、井上隆史编的《三岛由纪夫事典》第516页有所说明，称是当时新上任的军医误诊所致，东京勉诚出版，2000年版。中国学者叶渭渠在给《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外国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许金龙译)写的序言中也称：“在征兵体检时谎报病情逃避了被驱赶到侵略战场充当炮灰的三岛，此时也正在埋头写他的诗和《鲜花盛时的森林》。” 参考文献： [1]Donald Keene, Five Modern Japanese Novelist[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2]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3]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Z].许金龙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9. [4]松本徹，佐藤秀明，井上隆史.三岛由纪夫事典[Z].东京：勉诚出版，2000. [5]徐岱.批评美学：艺术诠释的逻辑与范式[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3. [6]周作人.日本古代随笔选[M].王以铸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7]关立丹.武士道与日本近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8]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C].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9]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