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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思考 从作品论到文本论再到超文本论，其发展转变的脉络就是文学理论从现代向后现代的专向。它不仅涉及到文学和文学研究，更涉及到整个二十世纪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刻变化。 作为一种现代范式的文学理论，作品论为确立文学研究及其体制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文本论的出现，与其说是源自文学的内部冲动，不如说是来自外部的社会动因。欧文曾指出了激发巴特等人发明互文性观念的四个动机：法国学术界的压抑、后大屠杀的悲观主义、对交往的不信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等[61]。显然这些动机基本上都是非文学的。可以说，文本论的提出为各种政治化的文学解读提供了合法根据。尤其是随着文学研究新一代学人的加入，他们有其不同文化、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背景，寻找各种“地方性”而非“普遍性”话语策略和阐释方法的冲动，必然把文本论作为有效的武器加以运用。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文学阐释，由于没有与广泛的社会运动结合，最终不过是书斋里的思想试验而已，某种程度上是软弱无力的。[62]作品论原本以审美和语言为核心，奠定了体制化的规训基础。文本论最初的动机是对体制化知识生产的颠覆。所以文本成为一个反学科的对象。它既打破了文学研究话语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及其精神劳作的分工，同时也在更深的层次上颠覆了这一学术分工形式本身所包含的某种现存秩序和权力体制[63]。遗憾的是，这种冲动在高度体制化的学术机制运转中很快化为泡影。激进的立场和颠覆性的理论在经历了短暂的造反欣快感之后，很快成为从现有体制中获取象征资本的“敲门砖”。今天，在那些著名学府中拥有显赫学术头衔的学者，大都是深谙这个道理，从边缘进入中心，地方性成为一种有效的策略，标新立异和奇谈怪论成为商品化的学术时尚。在这种情况下，激进理论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立场，不如说是一个获取象征资本的策略。这个现象耐人寻味！ 从作品论到文本论还有一个有趣的发展。一方面，以语言学方法为根据、以审美价值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论范式，在排除了种种非语言学模式（从传记研究到社会批评等）的同时，实际上是缩小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将文学研究转变为一种局部性的知识或特殊形态的话语。而后结构主义的文本论作为一种后现代形态的理论，实际上是反对种种宏大叙事或总体化理论的，它强调的是小叙事和地方性，解构所采用的实际上是从边缘进入中心、以地方性颠覆总体性的策略。但是，作品论现代范式则在地方性叙事中完成了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目标。而文本论的后现代范式则恪守反本质主义，从地方性叙事出发最终达到去中心化和解构总体性的目标。另外，从作品论到文本论，都是在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完成的，但有两次方向不同的“转向”应加以区分。第一次“转向”就是以作品论为代表的“向内转”，即转向语言自身及其文学用法的形式研究；而第二次“转向”则是以文本论为代表的“向外转”，拓展语言学的研究模式，将重心从语言自身转向语言与主体、体制、权力和差异等诸多社会问题。 最后，从作品论到文本论，接下来是什么呢？毫无疑问，从作品论到文本论反映了特定时代文学理论范式的深刻变革。当多元化、非中心化、相对主义、不确定性等观念流行之后，文学理论的“钟摆”又将摆向何方？晚近文学理论质疑后结构主义的呼声渐高，重新界定传统、作者、文本和读者的相互关系的要求也日渐高涨。曾经被作品论和文本论所人为夸大的作品和文本之间的对立，在一种更加平和宽容的氛围中被重新审视。多元论、非中心化、不确定性等后现代理念的流行之后，本质主义、普遍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重新提了出来。当然，这决不是简单地重新回到作品论的范式上去。当文本论的激进主张显现出自身的长短优劣时，进一步的反思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用鲍曼的话来说，后现代性是从现代性之外来反观和批判现代性[64]。现在，我们似乎有理由说，在文本论之后，我们便有了从外部批判再回到内部重建的可能性。今天，“作者复归”、“审美复仇”、“反理论”、“后理论”等种种新的探索性和反思性路径的提出也许就是某种表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