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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分析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哲学基础、理论内涵、理论特征和理论价值。国内影响颇大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隶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式”，当代西方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则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式”，前者的哲学依据是历史唯物主义，后者的是文化唯物主义和语言建构主义；前者的理论路径是“反映论”和“观念论”，后者的是“建构论”和“实践论”。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审美意识形态不再停留于“形而上”的语言、文化、符号层面，而与“形而下”的物质系统、社会现实融为一体，寄生于“机构/制度”（institutions）之内，从而具备了物质载体和实践效果。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相比，后马克思主义忽略了审美意识形态的审美功能，更加强调其社会功能，即政治干预功能、文化治理功能和社会区隔功能。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哲学基础有偏离历史唯物主义之弊，但启示我们建构“日常生活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关键词：审美意识形态；后马克思主义；“机构/制度” 作者简介：范永康，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从事文艺学与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刘锋杰，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文学基本理论、中国现代文论史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项目“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项目号：13YJA75101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研究”（13BZW002）的阶段性成果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前苏联文学理论家阿·布洛夫和中国当代学者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人指出，在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宏观构架的社会结构之中，文学艺术属于上层建筑，是“审美意识形态”。诚如童庆炳等人所言，视文学艺术为审美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次理论创新，能够有效地克服极左思潮造成的文艺工具论的弊病。但是，毫无疑问，其“问题式”依然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即总是以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物质——精神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为提出、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思想前提，这就给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打上了鲜明的“反映论”和“观念论”的烙印：审美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审美意识形态局限于精神或观念层面。然而，在当代西方，随着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信息社会、符号社会的来临，以及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一种迥异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论逐步占据主流。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拉克劳、墨菲、鲍德里亚、托尼·本尼特、布尔迪厄等重要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①无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学说进行质疑和颠覆，审美文化和文学艺术等审美意识形态几乎发生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审美意识形态不再是对社会生活的被动反映，而参与了对社会现实、社会主体的主动建构；审美意识形态不再停留于精神或观念层面，而直接获取了物质形态，发挥着强大的社会实践功能。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路径是“建构论”和“实践论”，而不是“反映论”和“观念论”。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哲学依据是什么？后马克思主义是从哪个角度切入审美意识形态的？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审美意识形态呈现出哪些理论特质？如何合理地评价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论？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中外学界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辨析和思考，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和解答这些问题，这对深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历史唯物主义”到“文化唯物主义”、“语言建构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包含这样几条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要理论依据。“经济基础”指的是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指的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它相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跟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相比，宗教、哲学、文化、文学艺术属于“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703）。在这样的社会框架中，由于审美文化和文学艺术等审美意识形态属于远离社会物质基础的精神或观念领域，其社会影响力必然会远远地小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况且，在许多后来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被按照机械论的和功能主义的主旨来理解和论述。这样文化就被理解为对决定性的、基本的经济结构的反映，是一种附带现象或者外部的物质过程的后果。”（斯威伍德3）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包括审美意识形态在内的“文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必然远低于“经济”和“政治”。 而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文化已经被构想成为一个首要的或‘建构’的过程，在形成各种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方面，其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和物质‘基础’，它已不再单纯是事件发生以后对世界的反映。”（Hall 6）“审美”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变，“审美过程不仅包裹了业已完成的、给定的物质，而且甚至决定了它们的结构，不光影响它们的外表，而且甚至影响其内核。美学因此不再仅仅属于上层建筑，而且属于基础。”（韦尔施7-8）可见，后马克思主义通过模糊甚或颠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元对立的社会框架，不再视“文化”和“审美”为“经济”和“政治”的附属物和副现象，“文化”和“审美”因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性、能动性、物质性、政治性、社会性，其本身甚至等同于“经济”和“政治”了。“文化”和“审美”的社会地位何以能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我们认为，从哲学层面来分析，这与“文化唯物主义”和“语言建构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有直接关系。 “文化唯物主义”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创立的，他所说的“文化唯物主义”，“是一种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强调物质的文化和文学的生产之特殊性的理论”（ Williams 5）。威廉斯之所以要突出文化和文学生产的物质性，一是要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将文化和文学视为经济基础的被动反映，二是要反对精英主义的唯心主义者将文化和文学视为凌空蹈虚的精神性的东西，两者都忽略了文化和文学参与社会变革的物质性和实践性的力量。在他看来，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社会结构只是马克思描述社会的一个譬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实不是可以分割开来的两个实体，而处于动态的相互建构的过程之中，属于一个具体的、不可分割的现实过程。譬如上层建筑的设置，文化、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建构，从来都离不开“从城堡、王宫、教堂到监狱、车间、学校，从战争机器到受到控制的出版业”等物质基础的支撑。威廉斯指出，要充分认识到“物质生产、政治和文化的机构/制度之间、物质活动与意识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Williams 80），只有这样，“艺术与观念领域”、“美学”、“意识形态”才能被人们作为现实实践、作为整体的物质的社会过程的要素来加以把握。与威廉斯通过破除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框架，突出文化的物质生产性和社会建构性的做法极其相似，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反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划分，而主张两者之间不可分离，“他的研究规划是，要把所有传统上分为经济的（即与利益相关的、物质的）与非经济的（即非功利的、象征的）行为与对象形式综合起来”（ 斯沃茨78）。 在改造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进程中，比威廉斯和布尔迪厄走得更远的是福柯和拉克劳，他们提出的“语言建构主义”思想几乎完全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坚守。语言建构主义并不是不承认物质世界存在的优先性，而是强调物质世界必须在语言、符号、文化系统所建构的意义域中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对此，拉克劳举例说，当我们将一个作为物理事实的球状物命名为“足球”时，只有将它置入一套有关足球的社会话语系统建构的意义网络之中才是可能的。细究起来，这正是当代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对传统本体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进行颠覆的结果。语言不再是反映现实的一面镜子，而直接承载着意义和真理的存在。“语言学转向”提醒人们更加关注话语的形态、结构和表达方式，更加注重意义的建构方式和获得方式。进言之，由话语生产出来的意义激发并组织着人的行动，或如斯图亚特·霍尔所说，“文化意义不只‘在头脑中’。它们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Hall 3）这就是说，意义不只是停留于语言符号系统之内，它还具有实践的指向、功能和效果，是一种“意指实践”，具有强大的社会实践功能。福柯指出，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把握离不开话语系统的意义设定，话语系统具有对知识、权力、社会、主体的建构功能，“它涉及到将话语看作是从各个方面积极地构筑或积极地建构社会的过程：话语构建知识客体，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构建社会关系和概念框架。”（Faireloogh 39）可见，语言建构主义视域下的语言、文化、符号系统等“思想上层建筑”，是建构社会现实的意义网络，并与经济基础、社会现实交织在一起。 综上，“文化唯物主义”和“语言建构主义”不同程度地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改造，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二分框架进行了解构，两者都强调语言、话语、文化、符号系统、一般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对物质生产、社会现实、社会主体的建构功能。这二者正是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论走上“建构论”和“实践论”之途的哲学成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