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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常生活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之必要 综上所述，正是以文化唯物主义和语言建构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后马克思主义突显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和实践效果，强调了审美意识形态的政治干预功能、文化治理功能和社会区隔功能，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确有推进之功。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硬伤也是非常明显的，文化唯物主义和语言建构主义将话语、符号、审美文化、意识形态的地位和功能，夸张到大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的地步，其结果只能是在否定经济决定论之后，步入话语决定论和审美文化决定论的极端。伊格尔顿对此批评道：“话语的范畴被夸大到统治全世界的地步，它消解了思想与物质现实之间的距离。其结果将会削弱意识形态的批判力量——因为如果思想观念和物质现实被浑融为一体，则将无法追问社会观念的真正的由来。”（Eagleton 219）事实上，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如果能够辩证地加以理解和应用，仍然是颠覆不破的真理。 不过，在对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哲学基础进行纠偏之后，我们更加关心这样一些问题：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价值何在？它对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完善有何启示？ 雷蒙德·威廉斯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生产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是，“传统意义上基础生产的比例如今是如此之小”（雷蒙德·威廉斯367），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产业等级划分已经难以匹配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相互交织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一观点在众多后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获得了理论支持，譬如，詹姆逊指明了“泛文化主义”的现状，“如今，各个社会层面成了‘文化移入’，在这个充满奇观、形象、或者蜃景的社会里，一切都终于成了文化的——上至上层建筑的各个平面，下至经济基础的各种机制。”（詹明信381）居伊·德波、沃尔夫冈·豪格、鲍德里亚、道格拉斯·凯尔纳等人分别用“景观社会”、“影像社会”、“符号社会”、“媒体奇观”等术语来概括这个文化转向和视觉转向的后现代社会。费瑟斯通、沃尔夫冈•韦尔施注意到“日常生活美学化”的新浪潮，审美活动早已超出所谓纯艺术或纯文学的范围，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以及广告、摄影、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肥皂剧。值得注意的是，与这种“泛文化主义”、“泛审美主义”相伴而生的却又是“泛意识形态”。列斐伏尔早就觉察到日常生活被资本主义殖民化的发展趋势，居伊·德波指出，“景观”是一种物质化的意识形态，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标，齐泽克更加明确地指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停留于社会意识层面，而直接建构社会现实，变成了社会存在，即是说，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已经融为一体了。据此，我们认为，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人所说的“审美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以康德的审美观念为核心的，以文学经典为立论依据的，具有精英主义倾向的美学范畴。而当今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确如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已经物质化、机构/制度化、日常生活化，可以名之曰“日常生活审美意识形态”。 与“审美意识形态”相比，“日常生活审美意识形态”涉及到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精神化的审美意识形态”，而囊括了居家、美食、时装、节日庆典、购物中心、城市广场、街心花园、旅游景区、教育机构、博物馆、艺术馆、纪念馆、展览馆等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物质化的审美意识形态”，我们可以从中研究商品意识形态的操纵伎俩，阶层区隔的审美麻痹，课程设置的意识形态导向，国家意识形态的日常呈现，政府治理的运作策略，从而打开一个审美意识形态研究的全新视野。可见，关于“日常生活审美意识形态”的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工程，将会有效地填补传统“审美意识形态”研究触及不到的日常生活领域，更好地契合发达经济社会的审美文化情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