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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机构/制度”（institutions）的审美意识形态 根据“文化唯物主义”和“语言建构主义”的基本原理，审美文化和文学艺术等审美意识形态不再停留于“形而上”的语言、文化、符号层面，而必然与“形而下”的物质系统、社会现实融为一体，必然具备物质载体和实践效果。因此，后马克思主义非常关注审美意识形态的物质和制度载体，此即审美意识形态的“机构/制度”（institutions）。 “institutions”一词主要包含两层意思：①“机构”，它“可以被看作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大型组织实体和结构。这些广泛的、相互关联的机构，如家庭、教会、司法、国王、教育以及我们所关注的媒体，都在参与制造和规范我们社会中流动的文化价值和信仰”（泰勒、威利斯85-86）；②“制度”，“它指代的是当代大众社会与文化的规章与管理结构。”这两层内涵之间又有所交集，即“它将实实在在的建筑物形象与这些建筑物相关的生活管制、现代官僚机构的管理等内容汇聚一堂。”（杰弗里·威廉斯2）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机构/制度”是“由多种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因素共同决定的”。“机构/制度”通过奖惩措施或制定“可行”与“不可行”的行为准则，来界定“知识”的概念、规则和适用范围，进而授权并控制我们的思考、言说、写作、阅读和行动。（Leitch 128）与许多当代西方文化批评流派一样，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自治的文本”，而是对审美意识形态的“机构/制度”的研究：从机构角度，研究审美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物质载体和运行机制；从制度角度，研究审美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规章制度和意识形态。 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算得上是研究审美意识形态“机构/制度”的先驱。葛兰西将“意识形态”概念扩展为“含蓄地表现于艺术、法律、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的“世界观”（葛兰西373）。他不但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并且第一次揭示了统治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精神及道德领导权的物质载体，即“市民社会”。他解释道，“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葛兰西11），例如，家庭、学校、教会、政党、社会团体、工会、大众传媒，等等。麦克莱伦指出，“葛兰西通常用市民社会来概指统治阶级在一切文化领域内用以散布替自身意识形态所作的辩护的全部组织机构和技术手段。”（麦克莱伦198）正是在葛兰西的启示下，阿尔都塞深化了对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和实践性的研究。他指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当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实践或各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阿尔都塞356）。“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教育的机器，宗教的机器，家庭机器，政治的机器、工会机器，传播机器、文化（含文学、艺术）的机器，等等。而且，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询唤”的方式建构了各类社会主体的思想观念，并贯彻到这些主体的生活实践、行动模式之中，“仅就单个的主体（某个个人）而言，他所信仰的观念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因为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这个主体的观念就是从这些机器里产生出来的。”（阿尔都塞359） 以上可见，葛兰西和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机构/制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而马歇雷、巴利巴尔、威廉斯、辛菲尔德、多利莫尔等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则深入地展开了“审美意识形态”的“机构/制度”研究。 马歇雷和巴利巴尔根据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学说，将“文学”当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加以分析。他们发现，“文学生产的客观性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特定的社会实践不可分割”（马尔赫恩44），一个民族的文学与其“语言实践”关系密切，而“语言实践”又直接受制于一个社会的学术和教育的机构/制度。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其“文学效果”和“意识形态效果” 是在一个确定的社会物质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文学效果不仅仅产生于一个确定的过程，而且能动地把自身插入其他意识形态效果的再生产之中：它不仅本身是诸多物质原因的结果，而且也作用于社会地决定的个体，物质地限制他们以特定方式对待文学文本。所以，在意识形态上，文学效果不仅仅局限在‘感觉’、‘欣赏’、‘判断’，因而涉及美学和文学思想的领域；它本身开创一个过程，即文学消费和‘文化’实践的习俗。”（马尔赫恩56） 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也成为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而后者又直接促成了辛菲尔德、多利莫尔等人的“文化唯物主义莎评”。他们特别关注莎士比亚作品的生产、传播和消费与教育、剧院、电影、电视等文化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莎剧意识形态功能的变化，“莎士比亚作品一直以来都被不同的特定语境中的机构重新建构、重新评价、重新分配”（Dollimore、Sinfield viii）。以教育为例，辛菲尔德经过研究发现，英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往往利用莎士比亚教育进行意识形态的操控，使其一度成为右翼思想的传声筒，而且，莎士比亚“正在成为传播高等文化意识形态的唯一媒介”（Dollimore、Sinfield 177）。莎士比亚教学存在着严重的功利主义、教条主义、脱离现实的现象，正如另一位学者所说，学校和大学所教学的文学经典被建构为与世隔绝的话题，这是统治阶级践行其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之一。（Easthope 67）辛菲尔德指出，学生们学习莎士比亚，更应该联系其历史政治语境，从而激发出莎士比亚作品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力量。 影响后马克思主义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另一重镇是福柯。福柯的“权力谱系学”将话语、知识、主体、身体、性别都与权力、机构/制度关联起来。在他看来，“话语”不仅仅是规则体系，更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话语实践表现在一系列技术和技巧中，表现在各种机关制度及其运作中，也表现在各种行为举止的模式中，知识传播和扩散的各种类型中，强制性地维持和推广它的教育制度中”（高宣扬131）。至于“知识”，它并不空洞地运作，“它是通过各种特定技术和应用策略在特殊的境遇、历史语境以及体制化秩序中加以运作的”（Hall 49）。福柯还专门用“配置”一词来表述“机构/制度”，所谓“配置”，即是“一个绝对混杂的整体，包括话语、机构、建筑设计、规章条例的决定、法律、行政措施、科学陈述”，等等。（勒薇尔43）因此，很多后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对配置、机构/制度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颇感兴趣。譬如，亨里埃塔·利奇研究了博物馆“展览的政治学”，他发现，展览不是中立的，而充满权力的色彩，“各博物馆占有和展出物品，是有特定目的的。各种物品按照先已存在的各种话语的表达加以结合和组构”（Hall 198），这些话语包括人类学的、美学的、教育的等等，都参与了权力的运作。托尼·本尼特也指出，博物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机构，生成了它自己的政治问题与政治关系的具体领域，“博物馆修辞地将无区别的公民并入一套好似呈现为从自身生发出来的权力-知识关系之中，这样博物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社会的自我展现的重要工具而出现了”（本尼特2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