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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告诉我、说服我，我不能将自己与这个时代隔绝开来，漠视我的胆怯，否认奴隶制的存在，背叛自己的母亲和心灵的召唤……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能否只做一个见证者？换言之：我是否有权利只做一个艺术家？我并不这样认为。” 波伏娃在回忆录里还提供了许多其他关于战时巴黎的详细资料，她的描述让战时的生活变得鲜活生动。她描述说，远比食物短缺、代用时尚（Made do fashion）和坚持生存的其他努力重要得多的是那种同志情谊。现在我认识到，那正是推进存在主义运动发展的动力所在。她把这群朋友之间的密切关系称之为“秘密的兄弟情谊”，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团体中的人有着类似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则因为他们共同经历着一场灾难。波伏娃解释了他们的那些狂欢之夜如何变成了对战争的蔑视行为：畅快饮酒，肆意起舞，随性滥交，不顾一切地寻欢作乐——朵拉·玛尔常常模仿斗牛表演；萨特蹲在橱柜下面指挥乐队；加缪用锅盖演奏军队进行曲或者跳起斗牛舞。他们让人们感觉到胜利似乎触手可及。她描写了他们每天在一起进行的活动——参加抵抗运动会议，聚在一起收听BBC广播，讨论他们的希望和恐惧。这种群体的公共性激发了强大的活力和共同的力量，当战争结束时，这种活力和力量被整合在一起勾画着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要为战后时代提供一套思想体系。我们已经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她说，还特别提到了加缪正着手起草的一份宣言和萨特决心创办的一份杂志，那都是整个团体的结晶。 “漫漫长夜已经过去，黎明的破晓即将到来；我们肩并肩站在一起，准备开创一个新的未来。” 距波伏娃做出这个预测不到一年，存在主义运动就全面盛行了。令萨特和波伏娃以及世界上的其他人感到惊讶的是，某一种思维方式竟然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而它的倡导者也赫然成为公众偶像。1944年，尽管知识界注意到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但“存在主义”这个词却诞生没多久。虽然波伏娃的第一部小说《女宾》的发表已经确立了她流行作家的身份——这部作品通常被认为是萨特与波伏娃私生活的真实体现——但后来被膜拜为存在主义圣经的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在出版之初却几乎无人问津。然而，1945年秋，法国大地上骤然爆发了被波伏娃称之为“存在主义的进攻”的一系列事件。恢复和平后，文学界迎来了第一个繁荣期，一切事物似乎都带着新奇和重生的甜蜜味道。除此之外，报道战后生活的新报纸和杂志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945年，新出版的日报达到34种。9月，波伏娃发表了她的抵抗运动题材小说《他人的血》，而加缪创作的戏剧《卡利古拉》也被搬上了舞台，音乐学校23岁的学生杰拉·菲利普饰演年轻暴君的角色。10月，萨特出版了他的《自由之路》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小说，并创办了杂志月刊《摩登时代》，其日后成为萨特在战后数十年的主要喉舌和平台。这份杂志在得到卓别林的同意后以《摩登时代》命名，意寓一个新的“介入文学”时代的到来和知识分子思想的转变。在长达20页的发刊词中，萨特写到，作家必须把握他所处的时代。“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奋斗，让我们生活的社会有所改善”，“让人类的社会状况和人类自身的观念有所变化”。刊物的编辑团队基本囊括了战后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雷蒙德·阿隆、《战斗报》的副主编阿尔贝·奥利维尔、米歇尔·赖瑞斯、让·鲍尔汉、波伏娃以及梅洛庞蒂，其中大多数是他们那个“大家族”的成员。值得注意的一个例外是，加缪因在《战斗报》工作繁忙而没有加入。 所有这些事件都吸引了公众的关注，但是真正作为文化里程碑被载入那一年史册的还要数萨特的《存在主义是否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学术演讲。可能正是这次演讲为萨特和存在主义运动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虽然那天晚上的演讲内容被认为学术气息过浓，不符合大众口味，但经过多家报纸生动而详细的报道渲染，它的戏剧性显露无遗：令人窒息的热情，拥挤不堪的人群（“与其说是观众还不如说是一群乌合之众”），15个人昏厥过去，30把座椅被损坏，以及演讲最终取得的“巨大成功”。从那天起，萨特就成为了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他和他的文学界朋友也成为了社会焦点。当然，促使存在主义这门哲学骤然成功的原因有许多，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当时饱受战争蹂躏的法国人民内心一直压抑的情感和需求。波伏娃认为，这种要求历史与道德协调发展的新意识形态，帮助人们“在面对恐惧与荒诞的同时，保持他们的人格尊严，保护他们的个性需求”。其他人则称，这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理念、新的规则、新的英雄或者非传统英雄。事实上，尽管每个人都在谈论存在主义，真正懂得它的人并不多。萨特在两个月前尚未名声大噪时，自己曾说过：“存在主义？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知道我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一些诸如《法兰西周日报》、《周末之夜》之类的小报让事情变得更加混乱，它们发表了大量关于存在主义者生活方式的特写报道，明确列出了他们最常去的咖啡馆、夜总会和三流小旅馆，并大肆宣扬该运动的消极性和不道德行为，为它贴上了妖言惑众的恶名标签。 显而易见，在那几年里，加缪与萨特圈子里的人有着密切往来。波伏娃提到了发生于1945年和1946年的一系列事情。比如，萨特去美国巡回讲学期间，她与加缪单独度过了几个夜晚，他们还计划一起去滑雪。（从波伏娃的叙述中似乎不难看出，她被加缪所吸引，虽然她对他的批评通常都很严酷。据传言，她想和加缪睡觉，而加缪则觉得她话太多。）根据朋友们的回忆和正史的记载，加缪当时是一个吸引了众多目光、极具魅力的社交人物，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随着《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话》的巨大成功，戏剧《误会》和《卡利古拉》频频被搬上戏剧舞台，以及他在《战斗报》领导地位的逐步确立，加缪走在街上常常会被路人认出来。虽然我没能找到照片资料，但不难想象，当加缪和萨特在一起时，他们一定是奇怪而引人注目的一对儿：加缪有种不修边幅的帅气，又高又瘦又年轻；萨特那一张独特的青蛙脸下，拖着一副矮胖的斗牛犬般的身躯，脸上还戴着厚厚的眼镜。 但在圣日耳曼，萨特俨然成为真正的主角。他经常被要求合影留念、签名和作演讲，小报上充斥着关于他的评论和花边新闻。他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大师。而加缪则更像是他的助手，一个“乡巴佬”，一个年纪轻轻却有着超凡魅力的作家和记者，一个完全不同的杰出人才。在社交场合之外，加缪并不是萨特“大家庭”中的一员，也没有加入《摩登时代》的知识分子俱乐部。萨特派系里的人大都有着优越的资产阶级家庭背景，而且大都像萨特一样毕业于精英汇集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而加缪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教育背景和精神气质。加缪同样拥有自己的家庭，1945年9月，他还喜得一对龙凤胎：凯瑟琳和让。（在给朋友的信中，加缪称，我们似乎同时拥有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他有很多阿尔及利亚朋友，比如战后定居巴黎的皮埃尔·加林多和埃德蒙·夏洛特，还有许多其他的亲属，包括经常来访的弗朗辛的母亲和她的两个姐妹。尽管如此，加缪的名字还是频繁地与萨特联系在一起，这常常令他感到烦恼。1945年深秋，在接受一次采访时，加缪明确宣称自己并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然后继续说，“我和萨特看到我们的名字被放在一起都感到很惊讶。我们甚至想登个小广告，声明我们两人并无共同之处，并拒绝回答有关对方的问题。”（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还写到，他连平平常常的一句“这很荒谬”都不敢再说，因为那会招来太多的注意。） 从某种程度上说，将加缪与萨特和存在主义区分开来确实十分重要，否则，加缪自身的个性和成功就会受到贬损。但是，如今我之所以尤其关注这一点，是因为我知道，1952年加缪与萨特关于《反抗者》的那次论战，将会对加缪的名誉乃至他的自尊产生怎样可怕的影响。从一开始，加缪和萨特就不是同一类型的思想家：加缪，一个道德主义者，习惯从个人经验中汲取教训，而萨特对此则是一个倡导构建哲学体系的哲学家；加缪拒绝接受将历史视为一切事物的基本原理这一观点，而萨特对此却欣然接受。（“为什么我是一个艺术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在萨特发表他的著名演说的同一个月，加缪在日记中这样自问道。“因为我思想的基础是文字，而非妄想。”）因为《局外人》的语气和所传达的信息，许多人把加缪视为一个存在主义者，尽管他极力否认——他说，他之所以创作《西西弗神话》，就是为了表明他对存在主义哲学持否定态度，还说他不同意存在主义者的结论——他们认为，他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存在主义者。事实却是，在创作《鼠疫》的过程中，加缪已经摆脱了存在主义的窠臼。一部关于反抗题材的姊妹篇作品已经开始在他的脑海中成型。1945年底，为了澄清自己对于存在主义的立场，加缪在接受一次采访时解释道： “接受荒谬的普遍存在是一件循序渐进的事，是一个必要的经历：一定不能让它成为死路一条。它会引起一场卓有成效的反抗。对于反抗概念的客观分析有助于发现那些能够重新获得关于存在的可靠含义的若干概念。” 他的这番话同样总结了《反抗者》所表达的思想。在《战斗报》上发表的那组名为《不做受害者，也不当刽子手》的文章中，加缪对战后的世界进行了独具慧眼的分析，并大胆表达了对暴力、战争以及种种危险思想意识的看法。这些文章是小说《反抗者》的序曲，同时也是他即将走上与存在主义学说大相径庭的道路的宣言。 1945年的那个冬天，与萨特，特别是与亚瑟·凯斯特勒的长时间交流，使加缪的许多思想得以成型。凯斯特勒在西班牙内战和“二战”期间曾坐过牢，他于10月底到达巴黎后，给加缪带来了关于斯大林主义罪行的第一手消息，而且已经在法国发表了《正午的黑暗》，当年晚些时候又发表了《瑜伽行者与部长》，这两部都是反映极权主义罪恶的小说。他和马曼因为了将自己的一部戏剧搬上舞台来到巴黎，几乎每天都与加缪和萨特呆在一起，常常喝酒到深夜。因为共同的反斯大林主义立场，凯斯特勒感觉与加缪之间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而萨特和波伏娃的观点却与他们相左。于是，加缪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地位，或者苏联的“恐怖统治”问题时，有了最新的证据。 然而事实上，在与凯斯特勒会面之前，加缪就已经越来越受到后来被他称之为“人类危机”的困扰。1945年9月，为了完成《鼠疫》的创作，他向《战斗报》和伽利玛出版社请了长假，但他仍然需要解决诸多一直困扰着其思想的不确定的道德疑惑。在日记里，他用大量的篇幅记录了自己对于基督教、历史唯物主义和接受这两种教义将带来的后果的质疑。1945年11月，他曾表示，身为一名作家，他感觉有责任大声疾呼。“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取舍？”在谈到东西方的冷战僵局时，他写道： “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告诉我、说服我，我不能将自己与这个时代隔绝开来，漠视我的胆怯，否认奴隶制的存在，背叛自己的母亲和心灵的召唤……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能否只做一个见证者？换言之：我是否有权利只做一个艺术家？我并不这样认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