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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可能世界理论更全面地对文学虚构问题进行系统考察的是多勒泽尔。在1988年发表的《模仿和可能世界》一文中，多勒泽尔全面检讨了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在西方美学思想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最古老的虚构理论——模仿论，认为模仿论语义学在理论上是必然失败的，这是模仿论依附于单一世界框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多勒泽尔转而提出要寻找一种多元世界框架的、非模仿的语义学，即可能世界语义学。他提出了从可能世界理论框架可以推导出虚构语义学的三点基础。其一，虚构世界是可能事态的集合，可能世界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给予非实际的可能物(包括人物、属性、事件、状态等)存在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虚构事物自身有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哈姆雷特虽然不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人物，但他是存在于莎士比亚戏剧的虚构世界里的可能人物，在那里，他是真实存在的。其二，虚构世界是包含了无限的和最大的种类变化的集合。由于可能世界要比现实世界广阔，如果把虚构世界吸收为可能世界来解释，那么文学世界也就不再局限于模仿现实世界，它包含了无限的人类想象空间，甚至与现实相矛盾的一切事物。其三，虚构世界可以从现实世界进入，可能世界语义学尽管赋予了虚构世界独立于现实世界的合法性，但它的可通达观点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接触和进入虚构世界的途径和解释，借助可能世界的通达性概念，现实世界的人物——作者和读者通过语义学通道可以跨界进入文学虚构世界。 多勒泽尔还反复强调指出，把文学虚构世界看作可能世界，只是挪用可能世界理论为文学虚构理论提供一个新的基础，而不是要用可能世界理论替代虚构理论，所以文学虚构世界的特征并不都是从逻辑学的可能世界理论机械推论出来的，而是结合了文学实际作出的阐发。多勒泽尔又特别阐释了文学虚构世界的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文学的虚构世界是“未完成的”，而逻辑学的可能世界(包括现实世界)是完成的和完整的，这意味着许多有关文学虚构世界的描述是不确定的，例如我们永远不知道在文学世界里，麦克白夫人有几个孩子。二是许多文学的虚构世界在语义上并不是同质的，在它们的宏观结构上包含了十分复杂的语义结构，是多种混杂成分的整合。这些异质的语义成分为多样丰富的人物行为、故事情节和环境背景提供了舞台。三是文学虚构世界是由文本活动建构的。所有的可能世界都是人类创造活动建构的，文学虚构世界是文本制作的产物。尽管诗人想象力在文学虚构世界的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文学语义学主要关注的是虚构世界建构的语义媒介——文学文本。这样，多勒泽尔表明，把文学虚构理论吸收到可能世界中，并不是机械地移植逻辑学的可能世界理论，而是保持了文学虚构世界的自身特性。(28) 艾柯、托多罗夫、玛丽—劳尔·瑞恩、瓦伊纳、迈特尔、罗侬、麦克赫尔等人也从各自角度运用可能世界理论对虚构世界的类型、叙事理论作出研究和贡献。(29)总的来看，可能世界语义学对文学虚构问题的主要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把文学虚构世界吸收到可能世界系统内，赋予了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平等的地位，承认了虚构世界和虚构事物的合法性和独立存在的意义，由此彻底摆脱了模仿论的束缚，突破了人们习惯的立足于现实世界研究文学虚构世界的单一思维框架，也就改变了文学依附于现实世界的困境。二是认为文学虚构世界是由文学文本的命题建构的，探讨虚构世界离不开对文学文本命题的语义分析，由此创造了新的虚构语义学。文学学者普遍把文本投射的虚构世界视为一个模型或系统，由此发展出不同的文本世界系统观点。多勒泽尔把虚构世界划分为叙事人决定的“现实域”和由人物决定的“虚拟域”，并分析和总结了四种叙事模态系统：真值系统、道义系统、价值系统和认知系统，它们不仅决定了人物的行为，而且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艾柯则把文本世界系统划分为三个世界：作者表述的“实际状态”的可能世界，人物想象、期望和相信的可能的“亚世界”，读者在阅读中想象和相信的亚世界，(30)等等，故事和叙事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多元世界系统内不同世界的碰撞和推动。三是可能世界理论虽然认为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独立平行的关系，但两个世界并非是孤立、不相往来的，根据可能世界的通达关系观点，两者是可以跨界交往的，虚构世界仍然与现实世界相关，作者要借助现实世界的许多方式来创造文学的可能世界，创造可能世界的材料，包括成分、种类、结构、事实、历史事件、文化价值等都来自现实世界，但这些材料都要受到虚构世界本体论的限制，不得不改变性质，成为实际的可能性，才能进入虚构世界。同样，读者要进入虚构世界，不得不通过阅读文学文本的方式，通过改变自己的本体论观点。可能世界理论坚持虚构世界是由作者建构的，读者的角色则是重建，读者通过作者在文本中的指示，进行世界的重建过程，也能挪用他在现实世界里的经验帮助重建。此外，根据这一解释，虚构作品可以根据它们构造的事件能否在现实世界中发生来进行分类，划分语义类型。一个虚构世界被宣布从现实世界中可通达，其关系的种类数量越大，从现实世界到虚构世界的距离就越短。托多罗夫尽管没有使用可能世界术语，但他对幻想作品的分类被瑞恩认为是第一个文学可能世界里的分类。迈特尔和瑞恩也都提供了各自详细的分类，尤其是瑞恩，设立了8类通达关系的类型，通过这些关系模式精确地计算了文类之间的细微差异，提供了一个非常精细、复杂的文类划分。(31)通达关系保持了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同时改变了以往的模仿关系，展示了两个世界更为复杂的联系。 20世纪的文学学者对可能世界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已经达到鲍姆加登所不能想象的复杂和精细的程度，虽然在把文学虚构世界纳入到可能世界范围内，从而承认虚构世界和虚构事物的合法性价值上，20世纪的文学学者与鲍姆加登一脉相承，但是，文学可能世界的语言建构、文本世界的内部划分和与现实世界的跨界交流，都是鲍姆加登考察的盲点，而正是20世纪文学可能世界理论的独特贡献。 言语行为理论与可能世界理论分别为文学虚构问题提供了语用学和新语义学的解决思路。这两个理论虽然在分析哲学中分属不同领域，但在解决文学虚构问题上却存在结合的可能性，事实上，西方文学学者也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以希利斯·米勒为代表的学者们在阐释文学言语行为理论时明确提及，文学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目的就是创造一个可能世界，而可能世界叙事学的代表多勒泽尔、帕维尔和玛丽—劳尔·瑞恩等人也反复提及文学虚构世界的建构是言语行为及其语力的作用。因而，我们可以把语用学与语义学结合起来，视之为当代语言论文论阐释和解答文学虚构性问题的主要模式。不过，关于语义学和语用学在解答文学虚构问题时孰先孰后，西方学者仍有争论，如多勒泽尔虽然承认语用学对虚构世界的研究，使其从语义学定位的“符号—世界”关系转换到“符号—使用者”关系上，突破了单一世界的框架，但他仍相信，从最基本的层面上看，虚构问题主要是个语义学现象，核心定位于“表征(符号)—世界”关系上，语用学和形式理论只扮演辅助的角色。(32)玛丽—劳尔·瑞恩则为此与鲁德鲁姆在《叙事》杂志上展开一场论辩，瑞恩坚决捍卫她的语义学优先于语用学的立场，强调叙事世界的研究必然以语义学为核心，外围才是语用学。(33)这样的看法未免有失狭隘。文学虚构问题，正如前述，始终是被置于现实世界与文学虚构世界之间来处理的，以往仅立足于现实世界的单一世界框架固然不对，但若矫枉过正，结果也会以偏概全。我们认为，应从“跨界”的视角，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考虑，两者并重，缺一不可。文学虚构世界有独立于现实世界的性质，不可将其完全还原到现实原型去理解和把握，同时，文学虚构世界也是由现实世界的人通过言语行为、话语实践活动构建和创造的，与现实世界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就开启了从行为、实践视角与多元世界框架结合的方式研究文学虚构问题的思路，也对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和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泛虚构化和“现实即虚构”等主张有所矫正。 不仅如此，这还对我们关于文学性质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思考，那就是文学的“虚构性”是与“跨界性”特征联系在一起的。伊瑟尔曾从人类学角度提出，虚构是一种“越界行为”、“虚构化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疆界的跨越”(34)。从言语行为理论和可能世界语义学角度看，也能得出文学虚构是一种“跨界行为”的看法。文学属于一种“跨界”的领域，从现实世界来看，文学是一种言语行为，是人们使用语言做事的一种活动，归属于人类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从文学创造的虚构世界看，它属于一种可能世界，称其为可能世界就是强调这个世界在性质上应被视为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个独立世界，它不应被视为现实世界的再现或翻版，它不需要再依据现实世界去判定真假和指称，它有自身的规律和原则。当然通过语义通道及创造或阅读这些言语行为，现实世界的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世界，领略这个世界的风光，作出自己的判断、赋予其价值。“跨界性”的特征提醒我们，既要考虑到文学对现实世界人类实践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又要尊重文学的相对“自治性”，要从多元世界的框架研究文学，采用一种移动的跨界视点考察文学行为，从而完整地认识和把握文学，使文学的自身价值得以真正显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