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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语言哲学理论，言语行为理论最初由英国牛津学派的哲学家奥斯汀在1955年提出⑩，后经美国哲学家塞尔、格莱斯等人发展形成，其核心思想是把语言理解为一系列行为和实践，说话就是做事，言即行。奥斯汀最初发现，有一类话语在日常使用中具有一种重要的“施为性”(performative)功能，如在婚礼上新郎说“我愿意(娶这个女人做我妻子)”，又如“我答应明天七点到你那里”，“对不起”等，说出这些句子显然并不是在描述，而是在做事，通过说话在做事。奥斯汀在后来的研究中发现“施为性”是普遍存在的，用施太格缪斯的话说，“我们借助语言表达可以完成各种各样的行为”(11)，最终他以“施为性”取代“描述性”，使之成为语言的首要功能，并将描述性的语句也纳入到言语行为的范围，在行为视野下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论，即一个人在说话时，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看作同时实施了三种行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 言语行为理论为语用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施为性”功能实为语言的实践功能，它表明语言能够参与并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活动，这大大拓展了语言的用途，因此言语行为理论一面世就引起西方学界的普遍关注，被广泛运用于人类学、社会学、法律、政治等多个领域。对文学研究而言，言语行为理论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按照西方传统的语言功能观，语言只具有描述和报道外部世界和思想观念的功能，语言的评价标准因而集中在真假、准确与否，而文学话语是一种虚构话语，它描述的是一个虚构的文学世界，在现实中只具有虚指性，因此在真假标准的衡量下，文学的地位和价值低下，只能成为现实世界的附庸。言语行为理论颠覆了传统的语言评价标准，开创了一个根据语境等因素、以“是否适当”(得体)为标准的新的评价模式，这就有可能使文学话语的评价突破真假标准，承认文学虚构对现实生活的巨大影响力，为文学话语提供理论上的“合法”依据。 但是奥斯汀断然否定言语行为理论可以运用于文学领域，他认为，在戏剧舞台上一个演员宣读婚姻誓言，并不意味着他真的结婚，惠特曼的诗句也不能真的使自由之鹰高翔，文学话语相对于日常话语而言是一种“寄生性话语”。奥斯汀排斥文学话语，显然是因为文学虚构问题，因为虚构，文学话语不能在现实中发生真正的行为，因而是不规范、“空洞的”、“病变的”、非严肃的话语。可以注意到，文学虚构问题在言语行为理论视野中不仅被转换为文学虚构话语问题，而且讨论的重点也不是文学虚构话语的“指”的问题，而是“行”的问题，即文学虚构话语的施为问题。 由于人们已经意识到虚构话语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并产生影响，奥斯汀的排斥遭到许多批评，其中来自解构主义的批判最有力量。(12)解构主义批评奥斯汀把文学虚构话语排除在标准规范话语之外，视之为非严肃的使用，建立了一种新的中心与边缘的等级秩序。奥斯汀所谓的标准规范话语实际上只是从实际言语行为中抽象出或理想化出的一种话语，这违反了言语行为理论致力于研究日常实际使用语言的宗旨。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语言并不都如奥斯汀所设想的那么标准、规范以及在所谓的严肃、正常情况下使用，它包含了大量如虚构话语这样不规范和非严肃的语言运用的情况。为此，德里达为言语行为理论补充了两个重要的特征：重复性和引用性。他指出，只有在无数次的反复使用中，言语行为才能达到效果。重复性是施为式和言语行为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如果施为话语不重复某个‘被编码的’可复述的句子，换言之，我讲出一句套话，从而宣布会议开幕、轮船下水或婚礼开始——如果这句套话不遵从于一个可复述的模式，或以某种方式被当作‘引用’，那么一个施为话语能够完成其言语行为吗？”(13)因此，所有的话语，无论是开玩笑、诗歌里的独白、舞台上演员的台词，还是日常所谓的“认真严肃”的话语，都和各场合日常交流的话语一样，可以被看成一种“引用”。没有一种话语“寄生”到另一种话语的说法，只有同一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被“引用”的说法，“引用”所体现的正是重复性机制。文学虚构话语也是一种在特殊语境中被引用的话语，而不是一种寄生在日常话语基础上的“病态”话语。解构主义让我们看到了虚构话语与实际话语在日常语境中具有连续性的特点。文学虚构话语是可以纳入到言语行为理论研究范围内的。 奥斯汀的学生、美国哲学家塞尔是言语行为理论的主将，他也意识到虚构话语不能被排斥在言语行为理论的视界之外。1969年他出版的成名作《言语行为：语言哲学论》在讨论指称问题时，就涉及文学虚构问题。指称原是语义学问题，讨论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塞尔从语用学角度讨论指称问题，认为指称也是一种言语行为。他总结了指称的两条原则，其中之一是存在原则，即“凡是被指称的对象一定存在”(14)。塞尔在理解这一原则上，与罗素等否定虚构事物的观点不同，他主张把虚构人物的存在与真实人物的存在区别开来。虚构人物，如福尔摩斯等，虽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可确实存在于寓言、小说、神话作品中，因此，在关于现实世界的言谈中，代表虚构人物的语词是没有指称对象的，但在关于虚构世界的言谈中是有指称对象的。塞尔显然在言语行为视野中为虚构指称留有余地。1975年他发表了极有影响的《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一文，试图集中解决虚构话语与言语行为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虚构话语也属于一种言语行为，但这是一种假装的、模仿的特殊言语行为，是作者在假装作出一系列好像正常的言语行为。塞尔认为，判断一部作品是不是虚构作品，不是从文本性质、句法和语义方面考虑，而应从作者的意图和意向性考虑。塞尔的观点具有突破性。其一，传统文论研究虚构问题时，主要从文本的语义出发，对照现实经验判别，塞尔则把虚构视为一种行为，脱离了文本范围，从影响言语行为的作者意图或意向性因素考虑，极大地扩展了文学虚构的研究范围。其二，塞尔认为，由于虚构话语只是假装的言语行为，其施为性实际上来自作者假装的意向性，因而它不能真正地施加行为。塞尔比较了虚构话语与一般日常话语的差别，指出虚构话语遵循一套存在于一系列语言学之外、非语义学的“横向规则”，它打破和悬置了日常规范话语所遵循的一套把语句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纵向规则”，因而虚构话语不能像日常规范话语一样在现实世界发生实际的作用。塞尔在这一点上还是继承了奥斯汀的看法，仍把文学虚构话语视为不规范的、“不严肃或不认真”的话语，但他解释说，这不是指一个作家写虚构的小说或诗歌是件不严肃不认真的事情，而是说他的虚构话语是没有真正施为性的。(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