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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在“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文学虚构问题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研究内容由虚构的人与事开始转向虚构语言、话语的指称与效果问题。在20世纪上半期欧陆流行的形式主义文论中，文学虚构问题被悬置和回避。俄国形式主义所定义的“文学性”主要是指作品语言层面的手法和技巧，不包括虚构性，而其之所以区分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是为了强调文学语言具有自指性而不是虚指性特征。结构主义则致力于探寻文本背后的深层结构，而不是文本的制作问题。它与形式主义一样，都回避对文学与现实世界的纵向关系的探讨，也就悬置了文学虚构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以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索绪尔把语言看作一个用声音表达思想概念的自足的符号系统，由能指和所指构成。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索绪尔的所指不是指外部世界里的实物，而是概念，这事实上切断了语言与外部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索绪尔进而认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是任意性的，语言的意义来自符号之间的差异性，而非对外部事物的指称，这让语言不再依附于现实，也就回避了立足于现实世界之上的虚构问题。 但在英美流行的新批评仍有文学虚构问题的痕迹，尽管这不是新批评讨论的重点。新批评把文学虚构问题转换为虚构话语问题，这是一个重要贡献。兰色姆在他的“本体论批评”中，尽管重点在于强调从文本结构角度区分诗(文学)与散文(非文学)的差异，但仍提出了诗歌话语的特异性在于联系外部世界的看法，他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不同于我们在科学话语中所描述的那个世界或者说那些世界(因为科学描绘的世界是多种多样的)，科学世界是生活世界经过了约简，它们不再鲜活，而且易于驾驭。诗歌试图恢复我们通过感知和记忆粗略认识到的那个丰富多彩也更难驾驭的本原世界。”⑤这与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观点有明显差异，根本原因在于，新批评的理论基础之一是语义学理论，特别是瑞恰兹的语义学理论，而非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语义学重视语言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瑞恰兹就提出过诗歌语言是“伪陈述”的观点⑥，这明确涉及文学虚构问题。但无论是瑞恰兹还是兰色姆，新批评关于文学虚构的观点显然陈旧，韦勒克一针见血，把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称为是古老的“模仿说的一个翻版”⑦。 20世纪后半期，虚构问题出现了泛化现象。虚构不再被认为是文学独有的性质和特征，虚构性从文学溢出，进入到历史、哲学、人类学、法律、伦理学、科学、新闻、广告甚至日常生活的应用文中，成为一切“文本”的性质和特征。泛虚构化模糊了传统的虚构与现实截然对立的界限，强调现实与虚构融合的一面，甚至有人提出“现实即虚构”观点⑧。导致虚构泛化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之一是解构主义的影响。解构主义同样以索绪尔的语言学为理论基础，但德里达和罗兰·巴特更为激进，他们把语言任意性观点推向极端，彻底切断语言与现实的联系。同时，他们认为，从陈述和表征的角度看，一个语词仅仅指涉另一个语词，如此至于无限，我们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均为虚构，因为语言不再负载现实与社会的内容和价值，罗兰·巴特甚至提出，“‘事实’只能作为话语中的一项存在于语言上”⑨，叙事性就等同于虚构性，所谓“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只是悬置了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重点放在语言的手段和技巧上，解构主义则取消了语言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把所有的表征和陈述都归于虚构。 文学虚构的悬置和泛化，改变了20世纪之前文学虚构完全依附于现实世界的解答思路。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认识到虚构和现实是相互共存、混杂在一起的，实际话语与虚构话语也是连续的，其中的界限并不那么容易区分，这是当今人们提出的现实与虚构融合观点的基础，但虚构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泛虚构化无限夸大了现实生活中的虚构现象，走向了混淆和取消现实世界的道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可能世界理论，突破了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瑞恰兹的语义学观点，从语用学和新语义学角度为文学虚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答思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