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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的观点在文学学者中引起了极大争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作为言语行为的文学虚构话语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施为性功能。除了理查德·奥曼等少数学者认同塞尔的观点外，大多数文学学者批评塞尔否定虚构话语的施为性功能的观点。比较有影响的有玛丽·普拉特、斯坦利·费什，他们认为日常实际话语与文学虚构话语实际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两者的对立只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神话，因而不存在谁模仿或寄生谁的问题。(16)这一思路与德里达的批评暗合。解构主义认为，塞尔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默认和坚持，这一传统致力于保证真与假、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坚固可靠，解构主义则试图摧毁这一传统，因而对虚构话语和其他日常话语而言，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讨论逻辑在先和谁模仿谁的问题。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不反对塞尔的假装观点，但他反对塞尔“过快地”否定虚构话语的施为性观点。他理解“假装的定义就是：假装做一件事，人们其实在做另一件事”，用在文学虚构上，则是“生产虚假的论断句(或假装生产论断句)，不能顺理成章地排除下述可能性：在生产论断句的同时(或假装生产论断句的同时)，人们其实完成了另一行为，即生产虚构作品的行为”。这就是说，虚构话语表面上是作者在假装下断言、作陈述，其实是在完成另一个行为，即严肃地生产虚构作品的行为。热奈特具体解释了这一过程，例如，在“从前，一个姑娘等等”这样的话中，按照塞尔的观点，“其载体是一个假设的或不严谨的论断句”，但是从以言行事层面上看，可以理解为发出一种请求、暗示、建议或宣告行为，内涵是“试想想”，或“通过下文，我希望在您头脑中唤起一个小姑娘的虚构故事”(17)等等，其实质是宣告了一个虚构故事的开始。热奈特显然认为，文学虚构话语仍是有施为作用的，它的施为性就体现在“生产”虚构作品的行为上。 热奈特的这一观点得到许多文学学者的认同和发展。例如，希利斯·米勒就指出，“文学作品并非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以词语来模仿某个预先存在的现实。相反，它是创造或发现一个新的、附属的世界，一个元世界，一个超现实”、“既然文学指称一个想象的现实，那么它就是在施行而非记叙意义上使用词语”、“‘施行’的话则是用词语来做事，它不指出事物的状态，而是让它指出事情发生”、“文学中的每句话，都是一个施行语言链条的一部分，逐步打开在第一句话后开始的想象域。词语让读者能到达那个想象域”(18)。乔纳森·卡勒则将虚构话语的施为性与文学的创造性联系起来，他分析指出：“从几个不同方面来说，文学言语也是创造它所指的事态的。比如首先也是最清楚的一点，它创造角色和他们的行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一开头写道：‘仪表堂堂、富态结实的牡鹿马利根从楼梯口走了上来，手里端着一碗肥皂水，碗上十字交叉地架着一面小镜子和一把剃须刀。’它不是指先前的事态，而是创造了眼前这个角色和这个场景。第二点，文学作品使思想、观念得以产生。拉·罗舍福科认为，假如从来没有从书本中读到过恋爱这件事情，人就从来不会有恋爱的念头，并且浪漫爱情这个观念(以及它在个人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照理说是大众文学的发明。”他概括总结说：“总之，述行语把曾经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一种语言用途——语言活跃的，可以创造世界的用途，这一点与文学语言非常相似——引上了中心舞台。述行语还帮助我们把文学想象为行为或事件。把文学作为述行语的看法为文学提供了一种辩护：文学不是轻浮、虚假的描述，而是在语言改变世界，及使其列举的事物得以存在的活动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19)沃尔夫冈·伊瑟尔则从虚构阅读角度出发，不仅提出“虚构阅读是一种言语行为”，而且认为“虚构语言提供了建构一个情境的指令，这样也就提供了生产一个想象实体的指令”(20)。肖珊娜·费尔曼、桑迪·彼特里和瓦维克·斯林等人还从文学话语的指称角度指出，虚构话语中的指称不是外在的，而是由施为性生产和创造的，它不像其他话语是在描述一个现实的指称和陈述之外的对象。在这样的话语中，指称和符号不是分离的，语言成了其所指物的一部分，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完全是同一性的。在他们看来，文学虚构话语的“指称物不再仅仅是一个先验存在的实体，而是一个行为，即一个修订过现实的动态运动”。即使现实事物写入文学中，也是需要语言建构的，彼特里以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笔下的伦敦和巴黎为例指出，“从奥斯汀的观点看，19世纪的伦敦和巴黎并不是具体的实体，在表现之外、之前就存在的，它们是施为性的，永远在过程中”、“人们在做同一件事，象狄更斯和巴尔扎克一样：在描述过程中创造现实”(21)。这当然不是说现实中的伦敦和巴黎完全是由语言建构的，而是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解释的那样：“坚持话语的建构性并不意味着话语就是它所建构之物的本源或根本的组成部分——它所坚持的是，不存在任何一种指向某个纯粹实体、而同时又不对这个实体进行不断建构的指称。”(22)在这些学者看来，文学虚构话语是具有施为性的，体现在作家使用虚构言语行为“生产”或“创造”一个虚构作品、虚构世界。 总体而言，言语行为理论对文学虚构问题的贡献体现在两处：其一，在言语行为理论视野下，文学虚构被界定为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这个观点突破了传统研究只局限于文本自身的语言形式手段和语义范围的思路，把文学虚构纳入到人类的日常实践活动中去考虑，这样一来，不仅把文学虚构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和作用纳入文学的题中之意，凸显了作为一种日常实践的虚构行为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广泛影响力，而且从实际影响行为的多方面因素来考察文学虚构问题。如奥斯汀所提出的语境规约、身份因素，塞尔提出的作者意向性或意图因素，还有德里达、保罗·德曼和米勒等解构主义者提出的言语自身运作因素等等，大大扩展了文学虚构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其二，运用言语行为理论研究文学虚构问题，重点不是考察文学虚构话语的“虚指性”，而主要是其施为性，即虚构言语行为的做事功能，它做了什么事，能做什么事？文学学者大多不认可奥斯汀和塞尔的观点，而是承认文学虚构话语具有施为性，其以言行事功能就体现在生产、构建和创造一个虚构作品或世界。 言语行为理论对文学虚构问题也有自己的局限。它把虚构理解为一种言语行为，将之纳入到人类日常实践活动中，这仍然还是立足于现实世界而言的，对虚构言语行为所生产和创造的那个虚构作品或世界内部，对其性质、特征和内部成分及关系等问题，言语行为理论似乎很难深入其中。若想深入把握和理解这个虚构作品的世界，显然还需要一个新的语义学理论来完善和拓展，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可能世界理论正好满足了这一需要。 一般认为，“可能世界”作为一个术语和概念，在西方最早由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提出。在1710年的著作《神义论》中，莱布尼茨提出了一种对上帝创世过程的特殊理解。他认为在上帝的心目中实际包含了无限数量的可能世界，而人类所在的现实世界是上帝根据充足理由律创造的，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是最好的一个。(23)莱布尼茨把现实世界看作众多可能世界中平等的一个，是已经实现的可能世界。最早把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理论直接运用到文学研究中的是鲍姆加登。1735年鲍姆加登在《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中，运用该理论解释诗歌的虚构成分，认为诗歌的虚构事物虽然不存在于现实，但存在于其他“可能世界”中，他还明确提出“诗人宛如一个制造者或创造者，所以，一首诗应该像一个世界”(24)。不过，20世纪文学领域兴起的可能世界理论并不是直接延续鲍姆加登的传统，而是直接挪用现代模态逻辑领域发展起来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在现代西方哲学中，许多哲学家如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都不同程度地讨论过可能世界问题，但最集中的主要是在模态逻辑领域展开的。“模态”，是对英语modal的音译，含有事物的存在方式或命题的样式之意。模态逻辑就是处理用模态词如“可能”“或许”“一定”“必然”等限定的句子的逻辑。20世纪中期以来，为了满足模态逻辑发展的迫切需要，美国哲学家克里普克等人改造和发展了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概念，形成一种模态语义学理论，又称可能世界语义学。现代模态逻辑的主要特征，是把事物状态看作一个模态命题演算系统，而描述这个系统最有影响的，就是克里普克在1963年《模态逻辑的语义学思考》中提出的“模态结构”概念和“可能世界语义学”。克里普克的模态结构可以用一个逻辑构成的有序的三元组(G，K，R)来表述，其中K表示一个非空集合，G是这个集合的成员，R表示集合之间的关系。克里普克将K描述为一系列可能世界，G作为K集合中的特殊成员，可描述为实际世界，R代表了实际世界G与K集合中其他可能世界之间的可通达关系。有了K、G和R的一般概念，就可以构造各种不同的表述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模态命题演算系统，而可能世界语义学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可以直观形象地描述它们的语义工具。(25) 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出现对语义学领域的一大贡献，则是发展了描述非实际事态和事件的语义学。与经典语义学对比，可能世界语义学使句子(或命题)意义相对化了。在经典逻辑中，一个命题成立，其意义和真值是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的，一般没必要特别指明是在现实世界里，可以一般地谈论命题真假。例如“奥巴马是美国总统”，相对于现实世界，这个命题是成立的和真的，而在模态逻辑中，人们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可能世界，它们之间存在某些差异，一个个体或事件可以在一个可能世界中存在，但并不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存在，“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有可能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是不成立的，这句话是假的，没有意义。这样，我们就不能一般地、抽象地谈论命题的真假，命题的真假和意义只是相对于特定的可能世界而言的。“这里的核心想法就是，把绝对的真(或假)概念用相对的真(假)代替，所谓相对的真就是在(或相对于)某个可能世界的真。”(26)经典逻辑语义学的命题的真值与意义以现实世界为本原和依据，而可能世界语义学取消了现实世界的本原性地位，使命题的真值和意义与特定的可能世界联系起来。简言之，要了解一句话的意思，不是简单地求助于现实，而是要知道这句话为真或为假的可能世界是什么样子，这就使命题(或句子)的意义和真值呈现出相对化、复杂化和语境化的特点，并使可能世界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 可能世界语义学不仅对模态逻辑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语义工具，而且其包含的哲学思想和提供的在可能世界框架内讨论问题的方法，影响远远超出了模态逻辑领域，波及语言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伦理学、宗教学、美学和文学艺术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逐步演变为一种广为人知的跨学科范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文学学者也将可能世界理论引入文学研究领域，用于研究文学创造的虚构世界和叙事世界。 最早系统采用可能世界理论尝试讨论文学虚构性问题的是托马斯·帕维尔。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文学语义学中的可能的世界》中，帕维尔主要运用了克里普克的模态模型及其可能世界语义学，对文学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及专名问题、文学话语的真值等传统问题进行了重新讨论。他批评以往的现实主义(他称之为“天真的现实主义”)只会根据现实世界把文本命题区分为“真”和“假”，而把虚构世界吸收到可能世界模态系统中，则摆脱了现实世界的依据，在可能世界的模态系统内，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都是其平等的成员，这使得评估虚构命题的真值成为可能。帕维尔认为，由于建立在可能世界概念基础之上的文学语义学把所有源于虚构作品里的命题都看作构建性的，因此在虚构世界里这些命题自然是真实的。由于它们都产生于非实际的可能世界，文学作品的命题就不需要把虚构缩减为现实世界的再现问题处理。当然这些虚构命题与现实世界仍然相关，因为读者处于现实世界，但读者可以自行评价这些在现实世界里的替代命题的可能性价值，而不考虑这些命题产生的来源。文学文本为读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有真实感的世界”，将自己的法规强加给周围的系统，从而也确定了自己的可能性的界限。为了沉浸在这个世界里，读者可能被迫采用一种新的本体论观点。因此，“在这种精确的意义上”，“可以说，文学的世界是自治的”(27)。这样，被帕维尔设想的文学语义学既避免了被结构主义封闭的文本学说所强加的孤立主义困境，也没有掉落到天真的现实主义陷阱，克服了把虚构世界还原为现实世界附庸的缺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