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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罗兰·巴特 在这种行动中，罗兰·巴特是大师之一。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试图使马克思脱离其被异化理论重重围困的黑格尔或后黑格尔芜杂，但在这里仍旧重复了一种主体和意识的形而上学，这时，巴特来援助他们，他揭示了这一点，即意识形态其实既不处于思想的天空中也不处于意识的暗室中，它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是完全受一个语言结构事实支配的一个特定符号学系统。神话或意识形态型(l'idéologème)是植入一个预先系统的一种元语言，这个预先系统是元语言的原料，也是其寄生物。穿军服面向法国国旗敬礼的非洲青年，为了一个法国的总所指、至上性、最高力量而被剥夺了他自身的、复杂的、本来的形象。这个所指压倒并摧毁了面容的年轻、目光的美、黑皮肤，并取代了这些特定的多种符号，因为这个所指是受元语言型的一种特定语言公式支配的。意识形态无非是一种元语言。它像语法的例子一样，不为我们传达陈述的意义，而是表达属性和主体的规则，并因此而摧毁陈述的独特性，陈述变成了一种被盗用的、形式上异化了的语言。因此，对异化的批判不再类似于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特有的专横手法，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从宗教模式借鉴颇多。再也不是深挖意识和灵魂，以使它们摆脱对重返天真之幻想的虚假信仰。意识形态，首先来自于语言的质料和形式，它是符号学揭示并呈现在眼前的一种形式的制度和配置。意识形态并不属于坏思想或好思想的范围，而属于显然要解析的一种特定语言用途。 我们可以顺便说，巴特《神话学》的后记对哲学场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米歇尔·福柯几年后在《疯癫史》中打开的视角，在《疯癫史》中，福柯也脱离了关于异化的后黑格尔视野，他按照巴特的神话模式，把疯癫当成虚假的对象，当成虚假的明证性，尤其当成符号学事实，这个事实依赖疯癫通过元语言摧毁的第一个符号：非理性。 我们已经出于方便并以一种不可避免的简化方式，把萨特变成了结构冒险的否定点，巴特针对萨特的策略与福柯、阿尔都塞和列维—斯特劳斯针对萨特的策略不同，不是蔑视，不是恼怒，不是粗俗，不是狂热。(32)这是一种区分的策略，也是一种尊敬的和同情的，但充满洞察力的态度。《写作的零度》(1953)与《什么是文学》(1947)之间的对抗本身就值得做一篇博士论文，因为《写作的零度》说到底是一种转换行动，在这种行动中，语言、形式、结构突然变成了一种理想框架，而萨特从前的分析——战前的分析通过这个框架进入了其固有的真理空间。因此，后来巴特写下关于卡夫卡——这个名字在这里并非偶然的象征句子：“卡夫卡的真理不是卡夫卡的世界，而是这个世界的符号”，(33)这当然是一种反萨特的陈述，但同时完善了第一个萨特，我们不要忘了，萨特在《境况I》中以这个深刻的表述为关于莫里亚克的论文开篇：“小说呈现的不是物而是其符号。”(34) 由于萨特不具备与一种语言理论相连的一种符号思想，他无法真正地深化这个至关重要的真理，而且应该很快就忘记了符号概念本身，从而让我们进入投射到人物主体性中的读者主体性中，而且这是通过对意识立场的一种不断赘言的主题化实现的。我们很快就明白了，萨特的“物”/“符号”区分，对萨特而言，并不是像“世界”与“符号”之间的区分对巴特而言那样重要。萨特得出的结论不是使物与符号对抗，而是使物与意识对抗，而且这是通过一种纯粹存在的视角：“只有物存在：它们只有外表。意识不存在：它们构成。”(35)巴特本人当时可以用一种反萨特的表达方式——“告别卡夫卡主义”，(36)也就是告别对意识、世界和意识世界的描写，来总结他的卡夫卡论题和对“卡夫卡的世界”的观点的搁置。 巴特与萨特拉开距离的最惊人例子，也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在一篇论述阿兰·罗伯-格里耶及其对事、物、空间和符号的反常安排的文章中的影射话语。巴特写道：“人们也可以想象与罗伯一格里耶的方法相反的物：比如浸入水中并逐渐溶化的糖块。”(37)显然，我们在这里认出了萨特在《境况I》中从柏格森那里借鉴的著名意象，他这是为了给人物的自由提供理由而攻击莫里亚克：“莫里亚克先生一点也不喜欢时间，也不喜欢这种等糖块溶化的柏格森式的必然。”(38)巴特用罗伯—格里耶的形式空间性反对将时间粘在人类意识中的时段，在这个空间性中，物的严格视觉建制使得人们有可能把这段“被遗忘的时间”纳入空间性，而“被遗忘的时间”由它的效用，而不是由它的时段得到把握，也就是被除去了悲怆性：(39)在结构的世界中，我们拿人物的自由做什么呢？主体的真理就是在结构的世界里形成的，人类及其悲怆性难道没有遮住这真理的光？ 巴特反萨特的暴力是一种无暴力的暴力，接近他向往的中性。在这种中性中，仅仅通过引用的影射这种换喻活动，萨特的整个哲学就被传唤了，而且完全被转换了。 实际上，萨特当时的基本思想又一次遭到了废除，而且是通过无可挽回的举动。最根本的就是萨特的介入理论，介入终究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斯大林的一种意识形态路线敲诈的让步罢了，这种意识形态路线完全被巴特所摧毁的神话神秘化了。这种举动是巴特在他写的论罗伯一格里耶的小说《窥视者》的文章的最后几行完成的：“《窥视者》无法与文学目前的构成性的反动地位分开，但它通过为叙述形式本身灭菌(这个词在这里是褒义的)，也许为读者摆脱资产阶级小说的本质主义艺术的影响做了准备，尽管尚未完成。”(40)在这险恶的20世纪50-60年代，通过对政治形势如此精确的判断，如此辩证地考虑一个其实不是物的而是符号的世界中小说形式与读者的关系，还有比这更好的政治教训给萨特的吗？资产阶级小说的本质主义艺术当时无疑既指右派文学，也指萨特自《什么是文学》以来推动的文学，也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人性负担过重的文学。 形式主义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那个在形式上让步的人，如同萨特在20世纪50年代那样，连累了他的言语，“这种言语为一个产生、消费并证明它的异化社会开脱罪责。”(41)形式主义之所以更加重要，是因为它是一种主要的工具，人们通过这种工具在自我与斯大林歧路之间建立了一道诠释屏障，形式主义正是斯大林歧路的眼中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