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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雅克·德里达与形式主义问题 我们的第一个假设是，文学形式主义只有从哲学的一种衰退出发才是可能出现的。这个假设在文学被赋予的这个关键角色中得到了一种新的涵义，这种新涵义还通过哲学试图退出形式主义这样描绘的迷宫的很多尝试，在历史上得到了证实。这些尝试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们恰好发生在迷宫的中心，而且它们是那些进入迷宫或一度出现在其黑暗入口边上的人所做的。在这些走出形式主义迷宫的尝试中，我们可以举出例子，比如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宣布的与文学场的断然决裂，(12)阿兰·巴迪欧1989年在其《哲学宣言》中表达的“把哲学从诗学中剥离”的意愿，最后，德勒兹在遗嘱《什么是哲学》中通过知觉、情感、概念这三个部分的论述，告诉我们，要找回哲学的至尊地位。 这些尝试中最有意义的是德里达1963年在一篇题为《力量与意义》(Force et signification)的文章中的尝试，因为它与事件本身是同时代的，这篇文章构成了他第一本书《书写与差异》(1967)的首章。这篇文章是以对当时一个文学形式主义者的书评为借口、为虚假借口的，这个人今天有点被遗忘了，他就是让·鲁塞，书名是《形式与意义》(Forme et signification)。(13)通过德里达的文章标题《力量与意义》所经历的转换(《形式与意义》)，我们就可以理解，是形式这个词提出了问题或成了问题。 德里达当时仍旧沉浸在现象学话语中，他以这种话语的名义在同一年对米歇尔·福柯的《疯癫史》进行了无情抨击，把结构主义表现为一种“专制主义”(这个用语绝非无关紧要)，结构主义的暴力特别且正是由此机会受到谴责的，因为结构主义把笛卡尔的“我思”还原为一个物质世界内部的事实，(14)其实这正是福柯的计划，因为这计划是严格结构的。 在《力量与意义》中，德里达有所旁涉，因为这一次他是以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名义全力清除结构主义和文学形式主义的。在德里达看来，后者在其对象上缺乏根本的东西。根本的东西，就是“创造”、创造行为。事实上，结构形式主义威胁了这个范畴，因为它把作品理解为有限象征的严格组合，巴特曾把这个组合比喻为希腊神话的著名阿尔戈船。(15)形式主义对纯粹形式的迷恋，在德里达看来，是与创造行为的失败相对应的，他总体上以一种相当高傲的心态轻蔑称之为“批评家”的人，只有掏空本质的一张外壳可用了。而德里达揭露的是结构分析的技术主义胜利，在技术主义胜利中，我们认出了海德格尔的技术统治“此在”的主题。德里达专门将一种忧伤的做作归于技术统治，在他看来，这种做作是形式主义特有的。我们还在技术统治中辨认出尼采的怨恨、病态、黄昏、颓废时代、灾难主题，而海德格尔本人则提供了威胁、危难、(作为离散时代的)时代这些词汇。(16)康德本人也被唤来以“想象”相援助，“想象”即人们无法公开展示的隐藏的艺术，只在其作品中显示的自由…… 为了不过度陷入形而上学的绝境，德里达在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的掩护下，还是要服从于这个观点，即意义并不先于语言。“意义应该等待读出或写出以包裹自己”，(17)他有点夸张地承认。但是，因为受海德格尔影响，他没法不这样想：即使写作是原创性的，也根本不是由于结构的首要特点，而相反是“因为它(写作)使已在(déjà-là)出现在其符号中。”(18) 而且，德里达最终找回了反现代的腔调，这是为了把“美”与艺术作品的一切“几何化”分开，或为了宣告“天才”就是抵御几何化的人，(19)概言之，为了符合对崇高和升华的最传统阅读，也就是为了符合一种尚未将雅克·拉康的决定性贡献纳入问题的阅读。(20) 应该注意的是，德里达的立场是一种临时的，充满忧虑、计谋、犹豫和策略的立场，尽管他赋予《书写与差异》中的这篇文章以原创地位。另一篇更有名的、为这第一本书收尾的文章，来自1966年10月在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个大型研讨会上的一次纪念讲座。(21)在这篇文章中，德里达采取了另一种行动，不是以意义、我思、创造和天才的名义在笛卡尔、康德、胡塞尔、尼采或海德格尔的帮助下竭尽全力抵抗结构进攻，而是显示了即将或应当成为后结构主义的东西的雏形。这项行动尤其容易，因为1966年结构主义已经过气了，正如巴特在1963年的一篇题为《结构主义行动》(22)的文章中大胆预见的，这篇文章还确认了一种结构主义的反哲学性质，这种结构主义被表达为纯粹的实践，因此，在这种结构主义中，实践的“有效性”最终取代了逻各斯的真理。在拉康也参加的1966年这次大型研讨会上，巴特做了题为“写作，不及物动词？”的发言，这个发言是把《写作的零度》的主题激进化并把它纳入文学先锋场之中的一种新方式，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先锋的作者是罗伯-格里耶和菲利普·索莱尔斯。 德里达暗中引进了他从胡塞尔专家欧根·芬克(Eugen Fink)那里借鉴的游戏概念，多亏了后者，他才消除结构概念的稳定性，而结构概念被他过度等同于不变的形象和中心的欲望了。这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一点，即德里达即便在1966年也对作为反哲学话语的结构主义可能对哲学产生的损害，怀着一种行会主义的忧虑。他写道：“超越哲学，并不是翻过哲学这一页”，(23)好像即使缺失家具也要保住哲学这栋房子。这句话深刻地复活了他在《力量与意义》中对文学在结构主义事件中的过渡性、隐暗地位形成的判断。他为了描述结构主义精神气质的特点，将它称之为“一种思虑语言的盛大运动”，(24)按照他的说法，在这场运动中起作用的是“文学事物”。(25)德里达的困窘及其攻击性忧虑，并不是以如是的文学为对象的，鉴于他本人不断地通过哲学围攻文学，而是因为这种文学逃避哲学，逃避本质、创造、发明、天才，逃避概念，逃避意义。使德里达困惑的是当代运动，这种运动在当时接受文学，并通过接受而超越其学科——美学限制，由此恰恰摧毁了一切美学，并把文学对象从逻各斯哲学帝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众所周知，这种对逻各斯的摧毁，在《书写与差异》墨迹未干之时，就成了雅克·德里达的事业。 我们把德里达的立场描述为掺杂着焦虑、攻击性的策略，其实是因为，除了其中具有对哲学的捍卫促使哲学家表现出的张狂之外，还有许多策略的或战术的技巧。在战术上，我们看到，他对文学形式主义的质疑是以对让·鲁塞的一篇随笔的评论为掩护的，在这种质疑中，当时的所有“形式主义者”都被点了名，有让·鲁塞、杰拉尔·热奈特，甚至还有不大称得上形式主义者的让—皮埃尔·里夏尔(26)……只有一个人没被提到，他本应构成当时唯一一个真正的智识焦点，这就是罗兰·巴特，他那时候实际上是真正的形式主义推动者。德里达的论战激进性与一种烧毁战船的策略截然相反。 无论如何，德里达指出了某种根本的东西，这就是文学和文学形式主义作为结构主义的恶精灵、也许是唯一的“精灵”所扮演的主要角色，但这种结构主义无疑不是作为学说外形，而是作为事件，作为中断，作为认识论行动存在的，假如我们最终需要认真对待认识型这个词的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