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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形式主义行动与现象学游戏：海德格尔与雅克布森 如果说在结构主义和现象学之间最终存在着一个未解决的问题，那是因为，从两方面来看，没人是真正固守单义的。 我们应该回到这个话题，回到我们开始时提出的现象学在其描述中遇到的永久问题。这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是由于这个事实，即现象学的描述或快或慢地转向一种关于对象的赘言，一种意译，往往极其打动人，然而毕竟是一种意译，对象在其中不断地从指间溜走。尽管这个对象遭受了数不清的中断(épochès)，但它总是以正好无形式的、从未足够形式化的形式出现，这仅仅是因为现象学并未真正牵动处在它引起的体验之核心的东西，也就是语言，作为结构的语言。尽管有了中断，但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模仿的艺术。 让我们想想海德格尔吧，他最终远离了传统现象学，因为意识、意向性、明证性在他看来是死路一条，阿多诺还不是很巧妙地针对他的荷尔德林评论，将他的话语明确地描述为“意译”，以一种形式的象征反对这种话语？阿多诺是通过将这种形式的象征与文学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反对这种话语的，而这种形式的象征，唯一的象征，凝聚了整个荷尔德林，它正是属于结构范畴的，是1964年那篇不同寻常、恰好同名的文章中的“并置”(parataxe)。(27) 即使我们停留在海德格尔及其著名的诗歌定义——“言语言说”(28)的空间上，我们自己就不想把阿多诺的嘲笑当面抛给海德格尔了吗？或者，我们比阿多诺更仁慈，通过瞬息的形式化，还原这种赘言所包含的丰富真理。当结构主义和形式主义大师罗曼·雅克布森把诗歌行为定义为纵聚合轴在横组合轴上的投射时，他就以一种具有旷世影响的几何思想，提出了这种瞬息的形式化。 要赋予海德格尔的陈述——在诗中，言语是言说的——一种几何真理，还有比这更好的方式吗？ 在日常的语言实践中，我不懈然而徒劳地将符号、音素、词语、陈述组合在语言的横轴——横组合轴上。诗歌行为旨在通过纵聚合的切分来中断流淌的话语，使话语变成言说的：节奏切分，格律或韵脚、头韵或叠韵、并置和平列的音节范式，隐喻、换喻、象征、拟人法和寓意的语义切分。所有这些垂直形式都阻挡语言(langage)向非言说的言语(parole)的日常流散，并把这种流散变成了结构。 纵聚合轴向横组合轴的投射，就是这个结构性的过程或事件，在这当中，出现了现象学揭示的“常人”的、日常的言语流动，故而这种流动是中断的，而且通过这个过程或事件，在这种中断中，言语返回其存在，变成言说的和可记忆的。两者是一回事。 由于诗，纵聚合轴不再像在日常言语中那样是受压抑的，被贬低为选择音与词的严格功利的活计并隐没在这项卑微的任务中。它忽然尊贵地展开，并在言语的中心印上纯粹形式的开缝、切分和缝合，并把常人的饶舌变成诗语，也就是使言语成为言说的，也就是结构。 海德格尔对诗的意译，“言语本身既不是表达，也不是人的一种行动。言语是言说的。”(29)忽然产生了意义。为什么？就是因为，对雅克布森，如对海德格尔一样，诗歌行为其实与其说体现了一种意识或一种诗歌主体性的个人意愿，不如说是语言本身的一种根本回归的产物，这种回归如此必不可少，乃至它关系到索绪尔揭示的终极结构法则，将两个轴即横组合轴与纵聚合轴连接并对立的法则。 文学形式主义给予哲学的忠告就揭示了这一点，即完全由技术支配的结构描述，比别的更能揭露现象学不断试图揭示的东西。于是我们可以说，语言变成了对“物本身”的全部领会必要的过渡点，提出了人们可称之为一种现象学唯物主义的东西，这种现象学唯物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也许是一种理论的金羊毛。而且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正是结构形式主义似乎充当了一种现象学的指南，这种现象学本来可以放弃意识闪光的命定困境。因此，邦弗尼斯特通过“说‘我思’的是‘我思’”(30)这一简单陈述就解决了这个难题，而这是通过揭示第一人称的语言符号的独特结构实现的，这个语言符号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符号等级，因为它既不是指向一个概念，也不是指向一个个体，而是指向说“我”这个行为本身，别无其他。这无非表明整个现象学衰退了，但同时从其对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永恒思考中被拯救出来。(31)按照让—克洛德·米尔奈日益闻名的一个说法，现象学的无尽话语被结构主义用一种话语取代，这种话语的真谛在于其认识论的极简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