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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生:何谓叙事伦理批评?(6)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文艺理论研究》 王鸿生 参加讨论

    五、汉语智慧对叙事伦理的初始奠基
    现在想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代人乃是“西学东渐”的产物。
    从总体上看,我们必须承认,当代中、西人文社科学术的水平落差是客观存在的。现代中国的两次文化青春期,“五四”和“新时期”,都曾激进地实行“拿来主义”。从“救亡图存”到“民族复兴”,从“打倒孔家店”到“民主、科学、自由”之启蒙、再启蒙,无论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还是接受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者存在主义,近百年来,中国人其实一直都在向西方学习。
    这种学习,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是必须的也是悲壮的,所谓“决心自食”,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常常达到了“忘我”的甚至是“自戕”的地步。因为,“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金丹,全都踏倒他。”年轻时读鲁迅这段愤激之言,是何等快意,又何等懵懂。殊不知,那一代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人,其国学根底又岂止于一般之深厚。若不是有赖于他们,理国故,绝继学,立新人,在中西古今的交汇激荡之中,筚路蓝缕,哪里就能开辟出华夏文明的自新之路?
    但也必须承认,长期地被“西学”笼罩,长期地“自我矮化”,已给当代汉语文化带来了一大后果,这就是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大多已不知“经史子集”为何物。即便像《三字经》或《论语》、《孟子》这些老一辈学人一入私塾必得要背诵的蒙童读本,现在的一些文科大学生怕也是不甚了了,更别说更为古奥的经学、子学了。如今,花哨的、浅薄的、无根的游谈充斥于市,高古的、沉厚的、庄严的智慧乏人问津,这种现象,发生在一个有着数千年“耕读”传统的国度里,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这的确是让人忧虑的情形。诚如钱中文教授在汉译《巴赫金全集·序》中所言,“那种‘全球化’、一体化的文化观,大概是没有悠久文化传统,或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缺乏了解以至罔无所知的人的主张”(64)。值此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和困难,从而,保持文化多样性,促发思想原创力,以及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对世界的“和谐共生”已变得日益重要和紧迫。但假如我们对母语文化的元典至今仍一无所知,仍束之高阁,甚至弃之如敝屣,又凭什么来承继或重铸民族文化之根,又如何摆脱“模仿”或“失语”之困境,又以什么样的身份和资格去参与各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呢?
    近半个世纪的世界考古学研究表明,东西方古代文明的衍化过程具有相似性。然而,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始自百万年前的巨大文明体能像中国这样历经变革而延续不断。东部面向海洋,西部面向欧亚大陆,此种人文地理特征,不仅为在黄河、长江流域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创造了基本的环境和条件,也为现代中国之于世界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连接提供了相应的可能。
    当然,中华文明之聚合力和绵延性的形成,既与“书同文”即汉语言文字的高度统一有关,又与“史传连蕝,百姓与知”的文教浸淫传统密不可分。诚如晚清章太炎指出,“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而“史之所记,大者为春秋,细者为小说”,“传固有载故事者也”。⑦以此亦可见,“史”、“传”虽为汉语叙事初始的、主体的样式,但其中早已埋下了故事、神话、唱本、小说的连体因子。中国文学史上的叙事经典,像《史记》、《山海经》、《世说新语》、《搜神记》、《三言二拍》、《聊斋志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等,经世代披阅、口耳相传,无疑对民族精神的形塑和汉语智慧的传承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不妨说,百年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并没有把所有的文化人都从传统文化的母体里彻底抛出来。
    就“叙事伦理”研究而言,其实,古代汉语世界早已注意到了叙事活动的价值奠基作用。例如:在甲骨文里,“叙”为形声字,以又(手)为形,余为声,本义即指排列出高下和先后的次第;用作名词,如《尚书·洪范》“五者来备,各以其叙”,指的是次序、秩序;用作动词,如《周礼·天官·司书》“以叙其财”,指的是排顺序;而《国语·晋语》“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其意则为陈述、记述。在古汉语中,“叙”又一向通“序”,正如当代法国思想家保罗·利科反复指出的,叙述过程所带来的秩序或者统一性、连续性,实际上正是整个价值世界的基础。以此可见,用汉语“叙事”、“叙述”来对译法语的“narration”,不仅意思十分精当、周延,而且充分表明,中西古今智者对“叙事”具有建构价值秩序之功能的认知竟然是相当一致的。尤难以轻视者,是中国古代文明时期已经形成的高度伦理智慧形态,如天道人伦、两极互生、阴阳冲和、以体制用、体用不二等通体性思维,在今天所包含的世界性意义的确非同小可。
    可以认为,强调叙事活动与价值世界的内在关联,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世,别具深意和针对性。尤其是当下,“诸神之争”不息,“消费社会”兴起,电子经验已开始取代人们的自然经验——面对现代、后现代的诸多价值困惑,我们当如何作出回应,如何激活自身的历史经验和叙事伦理资源,并促成新的可能性领域的开放,端有赖于汉语人文学界长期而艰难的跋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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