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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叙述的同一性与临界之思 我们知道，尽管“叙事伦理”被展开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是晚近才发生的事情，但文学与伦理的内在纠缠却与人类讲故事和听故事的历史一样古老。仅自20世纪以来，与此密切相关的哲学、语言学、文化政治学、伦理学、美学资源就有丰富积累，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本雅明对符号学语言观的批判，奥斯汀、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巴赫金的“对话”学说，卢卡契、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论述，鲁迅实行双向批判的话语伦理，毛泽东关于普及与提高的“群众文艺”主张，阿多诺对美学阅读和伦理阅读的研究，阿伦特以“行动”取代“沉思”的“积极生活”理论，布斯的小说修辞学，麦金泰尔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哈贝马斯的“交往语式伦理”，勒维纳斯的“他者伦理”，泰勒关于现代社会的“自我认同”研究等等，实际上都可以通过批判吸收、转换处理进入叙事伦理研究的视野。 值得一说的是，如果要选择一位当代叙事伦理研究方面的直接的理论先行者，我以为去世未久的现象学—反思解释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一个代表。在《活的隐喻》(1975)、三卷本《时间与叙事》(1983、1984、1985)、《从文本到行动》(1986)、《作为他者的自我》(1990)等著作中，利科批判审理了“无伦理学的本体论”(海德格尔)和“无本体论的伦理学”(勒维纳斯)，并富有创见地以“叙述的同一性”再现了叙事活动的伦理历程。①记得早在1980年代中期，《哲学译丛》曾发表《言语的力量》一文，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保罗·利科的作品(大概也是利科最早被译入中国的文字)，读后深受震动，虽只是单篇短章，却大有思想触电的感觉。一如在法国哲学界他从未当过明星，利科的著作稍具规模地译入汉语学界，也已经是21世纪的事情。苦于无力阅读法语原著，本人与此心仪之先贤暌隔也久矣。感谢已故汪堂家教授及其同道，通过他们的翻译工作，我逐渐了解到，利科采用的治学路子叫“长程迂回”，他认为“走向自己的最佳途径是他人”，意即只有通过他人才能建构起自身，于是，从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列维·斯特劳斯一直到弗赖、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德勒兹，利科编织和穿越了无数场理论的多维对话，用他的反思性的思想行动“论战”了一生。可以看到，他将存在作为行为来对待的“行动本体论”，他对让·纳贝尔“原始肯定”的再肯定，他的“自我见证的现象学”，他的记忆伦理学，他的“伦理三元”(自尊、关怀他人、制度公正)，他在批判、清理形而上学后对其“剩余”的保留，以及他用足够耐力对某些后现代主义思想狂暴地摧毁价值感和秩序感的阻击，已使他成为20世纪最为公道和慎重的哲学家之一。每想起这个在二战中被俘后蹲过纳粹集中营，又在60年代法国“五月风暴”中被造反的学生套过字纸篓的农泰尔大学校长，我总是肃然起敬。1991年，在一次谈话中，他饶有趣味地讲起后一次受辱事件，却将之归为自己的“一次精神分裂的小发作”，因为当时他实在为难，既为自己对“左倾”思想的同情所左右，又被一种自己在负责的机构意识所左右。这种反应可谓相当真实。 另一位值得重视的是当代哲学家张志扬(1940- )，笔名墨哲兰。相较于利科，他的思维运行方式似乎更具有动感、凝练和举重若轻的中国气质。最早读到墨哲兰的文字是1980年代初，当即心向往之。数年后在位于武汉徐家棚的鲁萌家相遇，惊其气质之沉潜，运思之奇诡，从此亦兄、亦师、亦友地聆听与讨论近三十年。虽然赞美一个随时可能会坐在你面前的人是让人羞愧的，但我还是想说，像这样深谙“德性为何”的汉语叙事哲学家，殊为罕见。这又是一个坐过牢的人。“文革”时的七年单身囚禁，使他学会了一门哑巴德语，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中国式的“象棋的故事”。不过，他下的是思想的象棋，而且有一种将长时段思考、交谈重新“复盘”的本事。在《渎神的节日》(1992)、《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纪录》(1992)、《形而上学的巴别塔·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1994)、《缺席的权利》(1996)、《创伤记忆》(1999)、《禁止与引诱》(1999)、《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2001)以及《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2010)等著述中，通过古今比勘、中西互审，张志扬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命题，如“语言的两不性：语言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本体”、“向文字转换时的记忆质性”、“非同一非辨证的悖论式偶在”、“现代汉语的能说与应说”“知白守黑论”等等，一边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临盆准备着产床，另一边也为其预防着可能被某些“以用代体”的西学蛊惑的风险。特别是他身体力行的“临界之思”，对汉语叙事伦理思想的启发最为直接。我曾在论述德里达的《元伦理气质：虚无、延异与幽灵学》一文的注释中指出：所谓“临界”，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是“把形而上学带到其边缘状态”；按张志扬的解释，则指向“开端之悖论”(231)。由是，所谓有—无、显—隐、时—空、阴—阳、神—人、人—物、经验—超验、差异—同一、连续—断裂、自以为是—无所作为等等，均为临界之思要把握的关系。面对或身处存在之裂隙、界面之差异，能否如维特根斯坦一样守得住言说的界限，还真是一个很考验人的叙述伦理问题。如张志扬所说：“语言自身就临界”，“‘一义确定性’是以丢失‘临界状态’为前提的”(362)。②因此可以说，临界的态度首先是一种语言伦理态度。这里，不妨把“临界之思”的德性原则浅白地引申如下：(1)非事功性。就是言说的动力形象内而不外、朴而不华；(2)非占有性。即语言不占有对象，表达与事物意义的关系是向而不达、寄而不居；(3)非对抗性。使差异性事物(观念、看法)裂而不分、嵌而不合。这三点，颇能体现叙事伦理的三重境界：(1)内而不外、朴而不华，可谓临界之处有“充实”；(2)向而不达、寄而不居，可谓临界之处有“谦卑”；(3)裂而不分、嵌而不合，则可谓临界之处有“冲撞”，也有“粘连”或“兼容”。以是之故，临界的叙述风范当随语言的悖谬性张力而流转，既忍受又凛冽、既尖锐又冲和、既耐心又紧迫、既疏离又亲密，其“阴沉之趣”一如思想本身的伦理化“人格”表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