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丕尔说：“可以把语言看成一架乐器，能奏出不同高度的心灵活动。语言的流动不只和意识的内在内容相平行，并且是在不同的水平面上和它平行的，这水平面可以低到个别印象所占据的心理状态，也可以高到注意焦点里只有抽象的概念和它们的关系的心理状态……语言只有外在的形式是不变的；它的内在意义，它的心灵价值或强度，随着注意或心灵选择的方向而自由变化，不消说还随着心灵的一般发展而自由变化。”(20)语言同时可以奏出高低各种声部，它虽然无法舍弃概念，总是和概念牵连在一起，却又能超出概念，深入到非概念的潜意识领域，深入到内心的个别印象，调动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记忆。我们所说的“语言韵味”，往往就栖息在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的交接部，是双方的共鸣和交响。它离不开语言又不止于语言，扎根于行为语言记忆又不止于记忆。这种能被意识所感知却又说不明白的“言外之意”，正是由言语行为所激发和照亮的行为语言记忆。由于它本身不是言语行为，因而不能被语言明确地表达；又因它不仅仅是行为语言记忆，而是受到了言语行为的启发，因而才能被意识所感知。当言语行为构筑起一个语义空间，它就为行为语言的出场提供了机缘，与此同时，行为语言则赋予言语行为以光晕和韵味，使它更为充实、丰盈、生动。但是，一旦语言陷入习惯化、自动化、逻辑化，它也就径自流逝而忘却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更丧失了激发行为语言记忆的能力，退化为枯瘦干瘪的概念运作了。 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整体性，即总是在整体情境中感知对象；二是选择性，即把注意力聚焦于某一对象，其余则作为背景，构成前景/背景关系；三是可转换性，当注意焦点转向另一对象，前景与背景关系就会重新组织。人与语言的关系同样如此。言语行为是运用语言概念的行为，它依赖于概念，离不开概念，却又不止于概念，语言概念并不能穷尽它，在语言的能指层面还存在着诸如旋律、节奏、声韵、质感、语气、语调等感性因素，它们都不能为概念所涵括，因此，言语行为是具有“厚度”的独特现象。而旋律、节奏等感性因素恰恰也是行为语言所共有的，是为言语行为和行为语言所共享的。在言语指涉行为中，我们着重关注语言概念，突出概念的作用，通过概念来区分对象、识别对象，发现对象的各种特征，了解其内涵，从而认识对象，而旋律、节奏、声韵、语调等感性因素仍然隐蔽在背景中，只能起着辅助性作用。言语建构行为则不同，它是语言整体的活跃状态，并因其整体性和动态，概念的边界被软化和撑破了，概念的地位被弱化了，而旋律、节奏、声韵、语调等感性因素被凸显出来，这同时也就触及了行为语言记忆，并通过这些天然的纽带，将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交织、交融在一起，将意识与潜意识相互沟通，反过来也赋予言语行为以活力和丰厚的涵义。在言语建构过程中，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是相互应和、相互生成、相互融合的，它们相聚合于人的想象之中。言语行为提升了行为语言，以意识照亮行为语言，赋予行为语言以明晰性，使人的行为不仅作为人的体验对象，而且成为可观照、可反思的对象。这不仅把个人的朦胧感觉表达出来，使那些无声无息的记忆找到了名字和定义，而且让原本沉潜着却又不时折磨着人的痛苦经验找到宣泄的出口，甚至让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共同的悲剧经历得到表述。而行为语言在充实言语行为、强化言语行为的整体性和流动性的同时，也将自身的生命气息和表演天赋交付给言语行为，双方协同共创一个真切、丰美、生动的世界，一个可以栖居的真正属人的世界。 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语言既有遮蔽性，同时又有敞开性。当人仅仅重视言语的指涉功能时，世界就被遮蔽了，世界被语言概念所分割、分隔和变形，并按照语言秩序来重构世界秩序，使世界成为“世界图像”，成为与人相对立的对象，语言自身也因此沦为受人掌控的工具；而当言语处在建构活动中，它又将行为语言召唤出来，将人的活动及与活动密切相关的活生生的世界召唤出来，以人的行为贯通人与世界，构建一个浑整、统一的人的世界，于是，世界被敞开了。世界不再是与人相对而立、相互分隔的世界，语言也不再是工具，它们本身就和人息息相关、紧密相连、鱼水相依。因此，海德格尔说：“语言之本质并不仅仅在于成为理解的工具……语言不只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中的一种工具；相反，唯有语言才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唯有语言处，才有世界。这话说的是：唯在有语言的地方，才有永远变化的关于决断和劳作、关于活动和责任的领域，也才有关于专断和喧嚣、沉沦和混乱的领域。唯在世界运作的地方，才有历史……语言不是一个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Ereignis)。”(22)从这个角度看，诗歌语言是本真的语言，其价值就在于它可以强有力地召唤出行为语言记忆，并协同行为语言让存在出场，让世界敞开，共同创设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 因此，作家和诗人不应该轻视语言，更不应该刻意地去掌控语言，这将窒息语言的活力，而应该尊重语言，去倾听言语底下与言语遥相应和的窃窃私语，那流淌于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把它从隐蔽中召唤出来。也因如此，现代诗歌常常特意拧断语词间的语法关系和逻辑锁链，建立一种跳跃的、奇特的关联，其主要目的在于延滞言语行为，归还语词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凸显语言的感性特征，克服言语行为的自动化，以此去倾听、呼唤和撞击那沉睡着的行为语言，把它召唤出来。这不仅再造了言语行为自身，赋予言语行为以生动活泼的表演性，也重塑了行为语言，改造和重构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作家、诗人甚至还能够创设独特的虚拟情景，一个充满生机的语义空间，诱使人在想象中以新的行为方式去做崭新的体验。 文学写作行为所使用的语言，是作家在日常生活和阅读活动中习得的。在此过程中，作家逐渐把握了文学语言的惯例，这是一种特殊领域中的行为规约，我们称之为“文化惯例”。这种惯例并非语法，无法设立明确、抽象的规则并通过传授规则来获得，而是对言语行为习惯的掌握。这是活生生的、变化多端的言语行为，不可能用死板、抽象的规则来限定，只能通过具体范例，通过阅读文学经典，潜移默化地习得言语行为方式，或者说是领悟文学语言形式惯例。因此，文化惯例本身是不能以任何抽象规则来加以概括和说明的，它甚至是不能被“言说”的。从这个角度看，文化惯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规则，它是范例性的，而非概念性、抽象性的，是非规则的规则，只能在言语行为的具体实践中加以领悟和把握，就如《红楼梦》中黛玉教香菱作诗，只能让她通过熟读诗歌来获得，不可能传授几条机械的规则或者写作秘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