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话林语堂》 王兆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马云在阿里新人交流会上说，在中国最幸福的状态是“一个月有三四万块钱，有个小房子，有个车，有个好家庭……”不知马云是否读过林语堂的作品，他的这席话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居然有着高度神似。 1937年，继《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大火之后，林语堂又出版了《生活的艺术》一书，并再次在美国引发轰动。在该书《谁最会享受人生》一文中，林语堂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观”：“最快乐的人还是那个中等阶级者，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独立的生活，曾替人群做过一点点事情，可是不多，在社会上稍具名誉，可是不太显著”。按照王兆胜的推算，林语堂这里说的“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独立的生活”是有一定门槛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的林语堂，年收入近二千大洋，折合现在人民币相当于五十万元，算不上大富，但足已小康。 作为长期躬耕于林语堂研究领域的跋涉者，王兆胜一改其林语堂研究成名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的严肃学究文风，转以促膝闲谈方式，引导读者在“闲谈”中走近林语堂：从文化到文学，从中国文化到国外文化，从读书创作到日常生活，从女性到家庭，从文坛恩怨到个性癖好……一个活生生的林语堂恍若眼前。 爱幽默的“悲观者” 在上世纪前半叶那个动荡混乱的年代，大批仁人志士忙于为民族寻路，于是，极力倡导寻找个人生活乐趣的林语堂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还因此遭到过鲁迅等人的批评。但林语堂并不以为然，坚持认为自己就算真上了战场，也抵不过一名普通战士。言外之意，坚守文化领域，至少自己还可以力所能及地发挥作用。 老话讲，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若放在平时，林语堂的这番道理并不难理解，而一旦置于家难国危的宏大历史背景下，道德往往压倒一切，至而令人们失去了最初的理智。 林语堂并非天然的乐观派，在有的看法上，他比一般人更悲观。比如他认为人总是以悲剧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深陷悲剧不能自拔，那么原本只属于漫漫人生中极小一环的死亡，将可能为短暂的人生蒙上灰暗的色调。于是他认为，“宇宙是无知，人生是笑话，是无意义的。但是要靠你自己的选择，‘造出’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应该在无意义的人生中创造出有意义的人生来，以博爱、自由、知足、快乐和审美的方式来消解人生的苦难”。 在“苦难”的人生中活出不“苦难”的生活，这是林语堂极力推崇的生活哲理。而化解苦难，幽默则是一道灵丹妙药。在林语堂眼里，“一个幽默的人，首先是一个明理的人，是一个对人生、生命、世界乃至宇宙有清醒认识和理解的人”。就是从社会角度看，“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正因如此，不仅他的文字幽默，而且生活中他也尽可能幽默化。幽默就像他手中的“减压神器”，帮他释放了那个年代一般人不堪承受的诸多重压。 不避世的“生活家” 如果说幽默只是林语堂的生活“佐料”，那么作为幽默根基的生活，更是为林语堂所“器重”。就此，林语堂自有一番高论，“与西方有着强烈的宗教情结不同，中国人是将生活的艺术当成宗教，当成第二本能的，所以他们才能那么津津有味地谈论、研究饮食。” 生活中的林语堂算得上“精致”，比如他就曾自己动手设计在台湾的居所，对美食也极为热爱。 如果说以上的这些爱好，只是林语堂外在的物质需求，那么他对生活的精神追求同样令人睹目，林语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文中对陶渊明的生活方式推崇备至。 提到陶渊明的生活方式，必然离不开《桃花源记》：在那个远离世俗社会的僻静之所，没有战争和压迫，人们安居乐业。林语堂对陶渊明生活方式的羡慕，本身也是对现实时代的某种投射。毕竟他所生活的时代战火连绵，民不聊生。虽然他极力倡导生活乐趣，但他不可能无视整个社会现实。 在王兆胜看来，林语堂对陶渊明的羡慕之情，“不仅不是避世，而且是更为热爱人生的表示。陶渊明是一个和谐者，而不是一个叛逆者”。言外之意，林语堂虽羡慕陶渊明，但他没有选择逃避现实，他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够立足当下，并积极改造现实。 当然，林语堂所提指的生活改造也包括外在的，比如物质的改善与创造，他对金钱的严肃态度还招致一些人士的质疑，而与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闹翻也恰因版税这一经济原因。 另一方面，林语堂还认为，物质只是生活乐趣的一个条件而非唯一条件，相较而言，内心的改造则更为重要。想想也不难理解，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坦然面对现实，总是怨天尤人，不能在现实中发现生活的亮点，再蔚蓝的天空也会被心灵的雾霾所笼罩。 爱传统的文化人 虽然从小生活在国内，但林语堂对国学的深入接触，却在英文之后，这等于又给了林语堂一个再度发现传统文化的机会。林语堂对北京极为偏爱，反倒对上海却一百个不感冒，究其原因在于，北京更能深刻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而作为中西文化交融中心的上海，在林语堂眼里更像是一个失去民族文化灵魂的“怪胎”。 “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林语堂，对快节奏的美式生活不感冒并不难理解。在林语堂看来，“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希望事业成功，似乎是美国的三大恶习”。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去的社会分工机制被新的理念所取代。相比之下，此时的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的落后时代，社会分工大大滞后于国际潮流，这或是林语堂未能从国内感受到现代社会严苛分工弊端的原因所在。有趣的是，当年林语堂将自己的生活理念以《生活的艺术》推向美国读者，并引起强烈反响。而鼎鼎有名的“罗斯福新政”，在社会福利改革方面，更像是对过于严苛分工的一次制度性松绑，这无异于呼应了林语堂对美式生活的那些精准判断。 林语堂虽热衷传统文化，但不以传统文化而固步自封。他幻想“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福特氏（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之内，让他们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虽是调侃，但放弃众多选题，单讲“货币”与“人生”，这何尝不是林语堂诗意人生理念的一次不经意流露。（作者系路桥建设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