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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悲剧底色中的诗化人生

http://www.newdu.com 2017-10-12 未知 禾刀 参加讨论

    
    《闲话林语堂》
    王兆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马云在阿里新人交流会上说,在中国最幸福的状态是“一个月有三四万块钱,有个小房子,有个车,有个好家庭……”不知马云是否读过林语堂的作品,他的这席话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居然有着高度神似。
    1937年,继《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大火之后,林语堂又出版了《生活的艺术》一书,并再次在美国引发轰动。在该书《谁最会享受人生》一文中,林语堂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观”:“最快乐的人还是那个中等阶级者,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独立的生活,曾替人群做过一点点事情,可是不多,在社会上稍具名誉,可是不太显著”。按照王兆胜的推算,林语堂这里说的“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独立的生活”是有一定门槛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的林语堂,年收入近二千大洋,折合现在人民币相当于五十万元,算不上大富,但足已小康。
    作为长期躬耕于林语堂研究领域的跋涉者,王兆胜一改其林语堂研究成名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的严肃学究文风,转以促膝闲谈方式,引导读者在“闲谈”中走近林语堂:从文化到文学,从中国文化到国外文化,从读书创作到日常生活,从女性到家庭,从文坛恩怨到个性癖好……一个活生生的林语堂恍若眼前。
    爱幽默的“悲观者”
    在上世纪前半叶那个动荡混乱的年代,大批仁人志士忙于为民族寻路,于是,极力倡导寻找个人生活乐趣的林语堂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还因此遭到过鲁迅等人的批评。但林语堂并不以为然,坚持认为自己就算真上了战场,也抵不过一名普通战士。言外之意,坚守文化领域,至少自己还可以力所能及地发挥作用。
    老话讲,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若放在平时,林语堂的这番道理并不难理解,而一旦置于家难国危的宏大历史背景下,道德往往压倒一切,至而令人们失去了最初的理智。
    林语堂并非天然的乐观派,在有的看法上,他比一般人更悲观。比如他认为人总是以悲剧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如果深陷悲剧不能自拔,那么原本只属于漫漫人生中极小一环的死亡,将可能为短暂的人生蒙上灰暗的色调。于是他认为,“宇宙是无知,人生是笑话,是无意义的。但是要靠你自己的选择,‘造出’人生的意义”,所以我们“应该在无意义的人生中创造出有意义的人生来,以博爱、自由、知足、快乐和审美的方式来消解人生的苦难”。
    在“苦难”的人生中活出不“苦难”的生活,这是林语堂极力推崇的生活哲理。而化解苦难,幽默则是一道灵丹妙药。在林语堂眼里,“一个幽默的人,首先是一个明理的人,是一个对人生、生命、世界乃至宇宙有清醒认识和理解的人”。就是从社会角度看,“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的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学出现”。正因如此,不仅他的文字幽默,而且生活中他也尽可能幽默化。幽默就像他手中的“减压神器”,帮他释放了那个年代一般人不堪承受的诸多重压。
    不避世的“生活家”
    如果说幽默只是林语堂的生活“佐料”,那么作为幽默根基的生活,更是为林语堂所“器重”。就此,林语堂自有一番高论,“与西方有着强烈的宗教情结不同,中国人是将生活的艺术当成宗教,当成第二本能的,所以他们才能那么津津有味地谈论、研究饮食。”
    生活中的林语堂算得上“精致”,比如他就曾自己动手设计在台湾的居所,对美食也极为热爱。
    如果说以上的这些爱好,只是林语堂外在的物质需求,那么他对生活的精神追求同样令人睹目,林语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文中对陶渊明的生活方式推崇备至。
    提到陶渊明的生活方式,必然离不开《桃花源记》:在那个远离世俗社会的僻静之所,没有战争和压迫,人们安居乐业。林语堂对陶渊明生活方式的羡慕,本身也是对现实时代的某种投射。毕竟他所生活的时代战火连绵,民不聊生。虽然他极力倡导生活乐趣,但他不可能无视整个社会现实。
    在王兆胜看来,林语堂对陶渊明的羡慕之情,“不仅不是避世,而且是更为热爱人生的表示。陶渊明是一个和谐者,而不是一个叛逆者”。言外之意,林语堂虽羡慕陶渊明,但他没有选择逃避现实,他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够立足当下,并积极改造现实。
    当然,林语堂所提指的生活改造也包括外在的,比如物质的改善与创造,他对金钱的严肃态度还招致一些人士的质疑,而与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闹翻也恰因版税这一经济原因。
    另一方面,林语堂还认为,物质只是生活乐趣的一个条件而非唯一条件,相较而言,内心的改造则更为重要。想想也不难理解,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坦然面对现实,总是怨天尤人,不能在现实中发现生活的亮点,再蔚蓝的天空也会被心灵的雾霾所笼罩。
    爱传统的文化人
    虽然从小生活在国内,但林语堂对国学的深入接触,却在英文之后,这等于又给了林语堂一个再度发现传统文化的机会。林语堂对北京极为偏爱,反倒对上海却一百个不感冒,究其原因在于,北京更能深刻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而作为中西文化交融中心的上海,在林语堂眼里更像是一个失去民族文化灵魂的“怪胎”。
    “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林语堂,对快节奏的美式生活不感冒并不难理解。在林语堂看来,“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希望事业成功,似乎是美国的三大恶习”。
    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去的社会分工机制被新的理念所取代。相比之下,此时的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的落后时代,社会分工大大滞后于国际潮流,这或是林语堂未能从国内感受到现代社会严苛分工弊端的原因所在。有趣的是,当年林语堂将自己的生活理念以《生活的艺术》推向美国读者,并引起强烈反响。而鼎鼎有名的“罗斯福新政”,在社会福利改革方面,更像是对过于严苛分工的一次制度性松绑,这无异于呼应了林语堂对美式生活的那些精准判断。
    林语堂虽热衷传统文化,但不以传统文化而固步自封。他幻想“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福特氏(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之内,让他们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虽是调侃,但放弃众多选题,单讲“货币”与“人生”,这何尝不是林语堂诗意人生理念的一次不经意流露。(作者系路桥建设者)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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