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继明的小说《圣地》（发表于《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竟至让我几次落泪。我很佩服陈继明能以精致简洁的语言传达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他对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幽暗存在进行不懈的探索，这让我感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没有好的语言，文本就不成立。我以为，陈继明是写人性的高手，他具有斯蒂芬·茨威格一样洞析人性的眼光，能准确地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擅长人物的性格塑造和心理刻画，能够写出人的潜意识活动和人在情感欲望驱使下的命运遭际。他的《圣地》写了一个大学生周羽走向自杀的过程。这里的“圣地”，指的是武汉长江大桥。这里每年都有几十个人从桥上飞下去，好似艺术家镜头下精美的行为艺术，周羽就是用生命完成了一次这样的行为艺术。但这个艺术品却不是她的。当然，这样的艺术却让人不忍卒读。周羽自杀了，这让她的父母情何以堪。父亲为了弄清女儿自杀的原因，曾两次到武汉进行寻访。最后，自杀的原因却让他更加心碎。
    荣格说：“当人变得有了意识，分裂的病根就种在了他的灵魂之中……他忘记了自己的起因和传统，甚至对从前的自己丧失了记忆。”人类正是在自身精神对于生命世界的强大干预过程中，滋养了人类文化优越性的自大和骄傲心理。孰不知，正是由于人的这种自大和骄傲，最终把自己毁灭了。
    周羽是一个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女孩子，她的性格里有着强烈的自闭和分裂倾向。正如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家所言：人类永远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周羽同样面临这样的痛苦和无聊，这也许是当代中国独生子女共同面临的问题。
    周羽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先后遇到了一些让她很受伤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孩子的问题都会与家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孩子的问题也就是家长的问题。周羽的妈妈是一个妇产科医生，她经历了太多青春期女孩子的流产手术，她看怕了，她把这样一种经历，潜意识地变成了对女儿周羽的担心和害怕。因此，在生活中，她一遍遍地强调女孩子洁身自好的重要性，这就在女儿周羽的潜意识和行动上造成了与男孩子交往的心理障碍。她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从来不面对同伴脱衣服，即使天气很热的时候，她也很少穿短裙，即使穿裙子，她也要穿上黑色的长丝袜。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她也是穿着衣服进去，穿着衣服出来。当周羽进入青春期后，由于她受到大学里后现代文化的强力介入，这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发生了强烈的反应。后现代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批判和解构意味的文化，它让现代文明秩序的权力话语归于失效。这样一种文化，对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同构性。不知不觉间，周羽就被这样的文化所收编。她以前爱的是周杰伦、王力宇、张靓颖等中国现代派歌手，后来她爱上了披头士、皇后、Xjapan、艾薇尔等后现代摇滚音乐代表人物的作品，最为可怕的是还爱上了抽“害喜”（一种轻微的致幻剂香烟）。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周羽的班主任老师丁帆。他应该是周羽比较崇拜的一个人，也是她所喜欢的对象（从她把她的一组非常具有象征意味的画送给这位年轻帅气的老师就可以看出），但这位老师身上却表现出了强烈的后现代影子。我想，周羽学会抽“害喜”，肯定是从她这位老师处学来的，这让周羽的父亲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最可怕也是最后一根压倒周羽的稻草是什么呢？这就是周羽的恋爱，也可以说是她的初恋。她爱上了外号叫哥白尼的学长，但是这个学长却并不爱她。周羽告诉同宿舍的学妹们她爱上哥白尼时，她也没有想到这个谎言会很快被室友戳穿,并且最要命的是这个叫哥白尼的学长立马就在周羽的宿舍楼下用九百九十九支红蜡烛搞了一次盛大的求爱仪式，让自尊心和虚荣心同样很强的周羽在同学面前无地自容、颜面尽失。第一次恋爱宣告失败，给了一向封闭保守的周羽一次致命的打击，她的精神世界整个塌陷了。于是，她出走了，不知去向。按道理，这样的打击并不会完全摧毁一个人的理智，但周羽不一样，她缺乏这样的承受能力，这还得从她的家庭和家庭教育说起。最典型的有这样三件事情：第一件是她在妈妈的单位差点被妈妈的同事强奸，这个细节在小说中没有展开，但可以想象得到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时给她的心灵造成的影响。第二件事是她爸爸的出轨。当今出轨似乎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也许在成人的世界里，算不得多大的事情。现代人的观念更新得很快，加之后现代对传统伦理的解构，在一些人看来，性开放一些并没有什么不好。但在孩子的世界里，这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特别是父母如果不能理性地处理这个不合常规的事件，必然给孩子的心灵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周羽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当她在帘子外面写作业时，发现爸爸在跟一个不相熟的阿姨亲嘴，她很诧异，但她不知道出现这样的事该怎么办。出于无知，她把这件事无意中就告诉给了妈妈赵红。妈妈知道丈夫跟这个阿姨搞到了一起，感到非常震惊，但她有气没处出，就把对丈夫的仇恨全部发泄在了小周羽身上，在一个大雪天逼着周羽和自己从两里之外的医院一直走到那个阿姨家去找爸爸，这对于一个幼小孩子心灵造成的创伤是巨大的。孩子肯定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为什么妈妈要把爸爸的错误强加于她的身上。她从母亲那里没有得到爱的温暖，得到的却是对她的错误惩罚。第三件事是她要去参加湖南电视台举办的“快乐女声”歌手选秀节目，她爸妈不同意。特别是当她爸爸说出“去死可以，去湖南不行”的话时，可以想象小周羽的内心是多么绝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几件事，让周羽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了爱，一切所谓的爱都是假的。所谓父母爱自己，都是假的，他们只爱他们自己。亲情的不堪，爱情的不堪，这是造成小周羽内心世界冰凉冷漠的原因。哀莫大于心死。从此，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从来不跟父母交流，当然，也不愿意跟同学和朋友交流。从她写的日记，从她去黄河大桥自杀，从她那次割腕自杀就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早已荒芜。她在这个自以为无爱的世界行走，你可以想见她的内心是多么悲凉。
    在周羽身上，还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坏毛病，这就是撒谎。这种违背社会道德常识的行为，在心理学家看来，主要是因为人类的行为往往受到成长经验所累积的各种意识、无意识、潜意识等的影响，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自我掩饰行为。人受到环境的压力或内心欲望的驱使时，往往可能出现脱离自我控制的行为，这时谎言便应运而生。而周羽的撒谎行为，我以为是她对世界的确定性产生怀疑，对自己不自信、否定自我的结果。我们从她的同学讲到的一个细节和她QQ里的图片中就可以得到佐证。她拍照时从来不正面面对镜头，这是她极不自信的表现，她对这个世界是拒绝的，也是疏离的，因此，她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当然，一个不自信的人，往往却有着强烈的虚荣心，因此，当老师带他们去郊游时，别人都不敢站在深湖的堤坝上，她却勇敢地站上去，并且还走了十几米。
    最后，周羽走向了自杀。她自杀的直接起因与一场看似荒诞的行为艺术有关，而这个行为艺术的导演者却不是一个好导演，确切地说，就是一个流氓。他把行为艺术导演成了一场拙劣的人生悲剧。于是，周羽的生命如流星一样，划过武汉长江大桥那冰冷的桥面，一去不返。在这里，我用拙劣的导演来称呼周羽的“男朋友”黄小军（如果他还能勉强算得上是周羽的男朋友的话，其实他没有这个资格），可能有点客气的意思，其实，他就是一个无知的小混混，说得严重点，就是一个帮凶，谋杀周羽的帮凶。
    说透了，周羽的死，不单与她的性格有关，更重要的应该是与我们的家庭有关，与我们的教育有关，当然，更与我们的社会有关。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最小单位，家庭的问题也就是社会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在今天，全球化与发展的单面指标已经构成了一个巨无霸式的板块结构，迅速把社会推向超稳定的表象繁荣，同时有力地掩盖住内部所包容的各种混乱与矛盾冲突。很多年前，E.B.怀特曾感慨到:某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已经到来了，人们本可以从他们的窗户看见外面真实的东西，但是人们却偏偏愿意从荧光屏上去看它的影像。这个划时代的转折点显然是指“现代”“后现代”的到来，而荧屏上的影像类似于社会的表面繁荣与无数信息泡沫构造成的铁幕，让我们无法想象“铁幕”下还有人困于“蛛网”！这让我想起穆旦的诗句:“生活蛛丝相交，我就镌结在那个网上，左右绊住！”在这样的社会，人人被资本技术逻辑和消费符码所收编，人人都受到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严重侵蚀，人人都害怕失败，人人都渴望成功。特别是对于孩子，我们更希望他们成功，更害怕他们失败。因此，在这个时代，人人都焦虑得要命。与此同时，孩子和家长，都被绑在了同一辆战车上，人人都害怕失败，害怕被边缘化，害怕被社会抛到主体结构之外。因此，成功学大行其道，教育成了只追求分数、追求技术成功的路径之一，不再关注人的精神需要，不再关注人的灵魂。无爱的教育，从家庭到学校，都变成了对孩子的“异化”力量。小说里有一个典型的细节，“小羽跟着涛涛学会了开锁，小羽开锁的水平也是出神入化，能在半分钟内打开大部分锁子，车锁，门锁，保险柜锁，都没问题。不过，小羽只开过别人家的门锁，正如小羽自己曾经画过的，她喜欢抱男人的衣服，有时潜入别人家，只是为了拥抱陌生男人的衣服。进门后，打开衣柜，找一件有汗味的男式衣服抱一抱、嗅一嗅，然后悄然离去。”读到这样具有象征意味的细节，我忍不住想流泪。这是这个时代造就的灵魂无所归依的“空心人”，一个缺失了爱的灵魂是何其孤单、何其可怜！这让我想到了后现代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家福柯，他认为，学校成为对孩子进行现代性“规训”的工具，成为把人变成“非人”的重要场所之一。此话不无道理。特别是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更是表现出严重的功利化倾向，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已经形成了中国家长的集体无意识。正由于现代性塑造了这样一种现代式的知识—权力力量，对个体构成了全面而深刻的管理和控制，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人，则成为丧失了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单向度的人”。作为现代人被后现代文化解构、被消费社会的权力主体悉数编码后的精神现实是：价值缺席、灵魂出逃、无家可归的宿命性存在。在这里，受害最深的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家长就是这种现代性权力结构之中的一员，或者说是这种策略的执行者或者说帮凶。周羽的死，其实就是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全面管控下的功利主义和行为艺术合谋的结果。
    死亡，作为人的终极体验，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尤其是那些以决绝的方式展示生命的意志，更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19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自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对正在解体的社会的反应。由于社会的动乱和衰退造成了社会—文化的不稳定状态，破坏了对个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支持和交往，因而就削弱了人们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这时往往导致自杀率明显增高。
    “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余虹语）但愿我们能走出尘世的牢笼，但愿周羽式的自杀少些、再少些。 
    在7月18日揭晓的2016年上半年《人民文学》“近作短评”征文评选中，赵炳鑫的文艺评论《断羽飘鸿何所依——读陈继明中篇小说<圣地>》获得金奖。该文发表在《创作评谭》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