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凹文集”之《纸上的乡愁》 凸凹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一套八册的“凸凹文集”,不久前由北京日报出版社推出。厚厚的一大摞,约300万字,鲜明地诠释着什么是创作的丰收。这套文集并非作者的全部作品,此外他还有大量作品,尤其是多部长篇小说。书在手掌里有沉甸甸的质感,内心的一个想法再次得到了强化:他是一位理应得到更多关注的作家。 对我来说,关注的理由固然首先缘于其作品的丰富性为阐释提供了阔大的空间,但这一点也格外重要:对于写作作为一种精神劳动的性质,凸凹比许多写作者都有着更为深邃的认识,且将这些感悟表达得十分真诚和恳切。 与作者交往20多年,自认为是比较熟悉了。多年中,我曾评点过他的数部作品,它们的内容和表达各有特点。譬如长篇小说《慢慢呻吟》,以乡间谣曲般的诗性笔调,从京西山村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遭际入手,展示了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中国大地上的政治风云变幻,描绘了一幅底层民众艰难而坚韧的生存图景,及困厄中的人性人情之美;长篇小说《玄武》则显现了作家试图全景式把握变革大潮中的农村生活的抱负,在跌宕曲折的故事、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展开了对于人与人、人与土地关系的思考,其间善恶美丑的纠缠,利益与良知的撕扯,被揭示得酣畅淋漓;中短篇小说集《神医》,描绘了故乡形形色色的人物,传统乡土文化的深厚底蕴寄寓于具体鲜活的人物故事之中,文字间流荡着某种他素来景仰的作家汪曾祺笔下的韵味情致;散文集《故乡永在》深情回望京西山野中的故乡,古老土地上那些质朴的人,大自然所赋予的人性的良善和恒久。“大地道德”是一个长久萦系于作者心头的主题,而这部作品则仿佛一曲温暖悠扬的变奏。 但这一次我想脱离开具体作品,而把目光投向这些作品的创造者身上,简略介绍一番他对于写作的理解。一个作者的写作观,会直接影响到写作过程以及成果。它就仿佛是从作者身上产生的一束光,尽管他笔下的作品可能各自内容不同,但既然是在同一道光的投射之下,便会有很多共性的东西,体现在样貌、色泽等方面,构成了理解其作品的整体性和内在逻辑的一条重要线索。 这么多年中,我见证了他如何像其笔下朴实的山民一样,勤奋耕耘,终于有这样丰硕的收获。因此,在试图用一句话来描绘他时,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是妥当的——文学工场中出色的劳动者。这套文集以散文、随笔、杂记类文体为主,因此具有更强烈的自我袒露的色彩,能够更清晰地让读者看到作品背后作者的所思所感。如果说文集中数百篇作品涉及的话题丰富而散漫,那么对于写作的理解则是其中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这一点被反复申说,至少体现在文集中数十篇文字里,或充分谈论,或要言不烦,既有大弦嘈嘈,亦有小弦切切。 写作,从根本上讲,正是一种精神的劳作,其目的便是制作精神情感的产品,而一名称职的写作者,必定是文学工场里一位辛勤的劳动者。这种劳动包括两个最为重要的属性,一是寂寞,二是坚持。普通人眼中的写作行为充满了神秘玄妙,但其实它的核心正是一切形式的劳动所共同拥有的朴素本质。即便让人津津乐道向往不已的灵感的降临等,也不过是勤奋劳动的补偿。写作者只有在孤寂中长久地坚守,才能够窥知存在的奥秘,才能够感受灵魂的脉搏。正如里尔克在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中所言:“我们需要的只是:寂寞,内心广大的寂寞。走向内心,长时间不遇一人——这是我们必须能够做到的。”对于这一点,凸凹给予了更为晓畅的表达:“写作的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独自一人与写作为伴,就不分神,就能听到内心的声音,飘忽的灵感也能捕捉,再混乱的思绪也能理清,笔下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字。”(《向与孤独为伴的人致敬》) 写作既然是精神劳动的一种样式,自然也要求作者具备相应的技艺。而这种技艺的获得、保持和提升,都有赖于坚持不懈的劳作。戏曲演员几天不练身段,不练嗓子,再上舞台就会感觉异样,作家同样如此,必须不停歇与文字搏斗撕扯,才有望保持语言感觉的生动鲜活。在《咫尺之艰》中,他从果戈里给友人的信中“不愿意写”的感叹,生发出一番思索:“作家笔下的文字,并不是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像泉水一样喷涌的,而是心血缓慢凝结的产物——这个过程,包括对灵感的耐心等待,对生活的痛苦思考,对思想的痛苦提炼,也包括对准确字词的艰难捕捉。”因为种种原因,写作的神奇的一面被过多地渲染了,而现在更需要回到常识。凸凹反复陈说的正是这样的常识。 一个称职的劳动者,显然也会对其他杰出劳动者充满好奇和关切,所谓惺惺相惜声气相投。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凸凹持续地写下了那么多的阅读感受、札记等等。他的阅读范围十分广阔,其中外国文学尤其为他关注,这套文集中的一册《西典新读》便是佐证。该是因为它们从浩如烟海的作品中被译介过来,至少在某个方面具备卓异之处,而对杰作的倾心贯穿了他的全部写作岁月。“因为阅读一部经典,亲近一位伟人,情绪立刻就沉潜下来,心性恢复到理智与严肃,字纸里人性的光辉与尊严,使自己感到生命的尊贵。”这段文字援引自该书中《纯粹的幸福》一文,正是作者心志的明确抒发。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人们看到了作家写出的书被阅读和传播,却未必能够窥见他内心的黄金。写作作为一种劳动,其成果不仅仅是收获具体可见的作品,同时也是经由这种方式,使写作者的生命不断处于一种生长的状态,保持生命力的充盈。从这个意义上说,沉浸在写作中是幸福的。凸凹深切地感悟到这一点。譬如,通过阅读当代杰出思想家桑塔格的日记和笔记,他写道:“写作是自我成长和壮大的生命方式,能使个体存在具有足以抗拒被外界淹没的内在力量,使个体真正成为自己。”“写作者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写作者可以凭借一人之力,体现出四种原则思想:创造、守护、破坏、修复。这就注定了,写作者拥有最丰富、最强健的生命气象。”(《在读写中重生》)再譬如,他这样理解在80岁高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作家门罗:“文学给人带来的欢乐,从来不取决于别人的承认,或附着于什么奖的嘉许,它很自足。所谓成功的光环,总是意外的照耀;所谓大师的冠冕,总是额外的恩赐……写着,充盈着,就足够了。”(《充盈之外》) 这些优秀作家帮助凸凹洞悉了写作的本质,坚守了写作的本位。他在援引茨威格告别人世的遗言中的一句话——“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之后写道:“写作者的生活,是人世间最简约、最本质、最富有的生活。它不需要过多的人生成本,只要你愿意,就能做得到。”(《因为纯粹,所以诀别》)置身今天这个喧嚣的时代,并非每个作家都能认识到这点,即便认识到也并不意味着能够做到。但凸凹却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笃行者,努力使自己抵达知行合一的境地。正是这一点,为他的文学劳作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并给予了他坚持下去的支撑。写作已然成为他的信仰,他安放自己生命的最佳方式。恰恰正是这种不假外求、疏离功利的写作,也为其作品的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卡夫卡写道:“毫不讳言,因为写作,我感觉我有一个‘深广的心灵世界’。”在凸凹这里,这一理念获得了这样的呼应:“于是,我欢喜于自己的写作生活——我既制造着文字,文字又加固和温暖着我。我不再担心破碎,也不再畏惧寂寞——生命因此而强壮起来。”(《土地上的生命叙事》) 这样的文字,醇厚如酒,是由作者的信念、情感和智性酿造而成,散发出的是灵魂深处的真实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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