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鸟儿一样轻而不是羽毛》郭艳著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一、平庸的个人主义与现代抒情
    传统中国历来对于少年的含义有着微妙的注释，既有对于少年建功立业的推崇，也有着“少时了了，大未必佳”的嘲弄。但是少年英才往往是诗文大国的小点缀，仅仅是个别现象。传统文学中青年才俊的写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仅仅是年龄上的年少，而其内容、语言甚至于风格依然从属于主流文学传统。中国传统社会有着几千年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模式，中国文学传统中对于青年生存的打量与拷问多数湮没在群体性的世情摹写中，个人化的成长经历和个性化的内心模式多消泯于学而优则仕的皓首穷经，以及致仕之后所谓治国平天下对于个体精神的遗忘与遏制，从而无法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去探讨青春境遇中的精神性问题。
    真正的青年写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随着现代教育的普及和语言文字的大众化过程而带来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皇权思想及其文化道统在制度层面迅速崩溃，国家意识与公民身份、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重新确立，才给青年写作提供了真正的精神空间。中国进入现当代社会语境之后，青春阶段的生命体验与情感经历以“文学”的名义浮出群体无意识的层面，开始建构起属于现代自我意识的抒情叙事。在这一框架体系中，现当代历来不缺乏青年写作的激情和传承。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对于少年群体与中国未来关系的鼓吹开始，巴金对于青春个体与传统家族之间关系的激情叙述，左翼革命话语和个人青春情欲的激烈表达，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灵肉挣扎的痛苦，茅盾早期对于时代苦闷与时代新人的摹写，甚至于新感觉派对于新物质新情感的极度刻画，都市物质主义的年轻体验徜徉上海摩登社会的风尚中，而沈从文对于乡土的少年记忆则以传统伦理风俗的面目进入文学史叙述。进入20世纪50年代，《青春之歌》和《青春万岁》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主流叙事加以补充，在主流声部之中悄悄倾诉着个人化情欲对于时代和命运的解读，20世纪80年代知青文学对于青春生命的伤痕记忆与民族政治文化反思的纠结……这些从青春生命认知出发的文学，其出发点在于个体生命内核和精神体验，而以和主流文化异质的面目出现，这些都呈现出了个体面对时代与历史时的抒情独白。在这样一个叙事谱系中，自我往往成为青春进入人生、世情甚至于历史的入口。
    这个叙事谱系延续到当下，则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代际分野，当下的青年写作无论在哪一类写作群体中都突显出了强劲的活力，其表现在令人惊异的创作量和冗杂难辨的写作姿态。至2008年前后，“80后”青春文学作为一种以时间命名的文学现象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身的文学史叙事，“80后”青春文学作为一种“被命名”的文学现象已经终结，因为至此“80后”写作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分化：很多“80后”作者转型为新型文学刊物主编，在资本市场与时尚文化的影响下，各自有着明确的社会文化定位；活跃在各种类型文学期刊上的“80后”作者，其写作姿态和文学性追求也与之前的“80后”作者迥然有别。更多的类型化写作聚集在新型青年刊物《最小说》、《鲤》等周围，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之前“青春文学”的写作和出版局面，他们在资本、市场、时尚甚至于偶像文化的支配下，形成新的青年亚文化影响；坚持文学性写作的“80后”青年作者已经远离了作为类型化写作的“青春文学”，在多个维度进行文学性探讨；同时，一大批1980年代出生的作者进入主流期刊的视野，在各自的文本叙事中表达出更加多元的个体性精神特征。这一批青年作家的写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主流期刊的文学写作方式与写作理念提供了新锐气质。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经历青少年成长期的作家，如李师江、冯唐、尹丽川、丁天、金仁顺、魏微、朱文颖、盛可以、慕容雪村、刘玉栋、陈家桥、田耳、朱山坡、东君、孔亚雷、李约热、李修文、戴来、安妮宝贝、黄咏梅等依然保持引人注目的写作态势，还有一批近年引起评论界关注的“新人”，如李浩、徐则臣、乔叶、鲁敏、瓦当、王棵、次仁罗布、王十月、张楚、杨怡芬、计文君、周萱璞、李骏虎、盛琼、付秀莹、薛舒、滕肖澜、路内、黄孝阳等等，他们以复调的方式参与多声部的合唱。这一批作家接受了相对完善的现代教育和较为多元的社会文化浸润，又经历了图书资本市场、大众文化对于文学写作的冲击，由此对于写作有着多方位的认知与考量，大多在较为自觉的写作状态中参与当下文学情境，自我的现代性抒情无疑进入了多声部多维度的表达。
    二、代际与青年写作的突围
    当下的文化情境中，不同时代的人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性，即便是同时代的人身份认同也是多元和自相矛盾的，代际成为一个无法忽略的现实存在。新崛起的一代人会寻找自己的同代人，作为同一代人的感觉，实际上是现代人无法定位自身身份的一种体现，是现代身份焦虑的突出焦点。代际以及代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成为现代社会身份意识多元混杂的根本标志。代际写作成为当下文学写作的一种新维度。不同代际的作者们通过文学写作缓解现代自我的身份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充当了精神治疗的角色。青年写作作为一种代际写作，实际上在表达自我经验的同时，获得了同代人广泛的身份认同。然而代际写作在获得广泛身份认同的时候，也暗喻着对于时代同质性的理解和同步的生活认知。当我们的身份意识混杂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文学之声无疑是凌乱、琐碎和犹疑的，无数细微日常的文本叙事传达出一种集体的沉默状态。在每一个自我确证的文本中，都呈现出不同的对于当下与自我的纠结和张力，但这种集体絮语往往缺乏强有力的时代之音的表达。尽管个体生存体验与自我的精神空间已然和文学性相辅相成，成为当下写作最为突出的特质。然而也正是这种和主流宏大叙事相间离的自我抒情叙事，其精神空间和审美经验往往会执着于着青春情欲的率性而为，直面生存的单向度以及个体经验的纯粹和尖锐。于是如何从青年写作的情绪出走，进入更为深邃宽广的中年写作，从而以经典的面目进入当代文学史叙述成为一种必然。
    近几年随着宏大乡土叙事无法触及乡村精神内核的裂变，底层叙述在艺术层面的低迷徘徊，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也日渐被理性地认知，大众文学阅读和精英的文学性追求日益并行不悖，尤其是大量长篇写作在对中国近现代民族国家进行历史叙事和想象的时候，穿越了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古旧、晦暗与厚重，带着沉重的农民式的对于土地与传统的血泪感受与骨肉情感，构建民族国家历史。我们面对当代文学这种强悍的叙事经验的时候，唯有感到自身现代性个体的势单力薄。但是，从更为长久的文学史观照来说，这种类型的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记忆和精神状态的摹写属于一个式微的传统，这是自清末一路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被异质文化打碎旧有文化密码之后的种种困厄、惶惑、犹疑和伤痛的历史记忆。因为当代文学更多的是这种式微父亲的儿子，所以我们依然挣扎在一个式微的传统之中。但是当我们谈及传统的时候，传统还应该上溯到文化密码未被打碎之前的中国文学文化的大小传统，以这种瞻前和顾后的认知姿态来体认中国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气质和世态人心。
    面临青年写作突围的一批作家大多生活在一个相对常态的社会环境中，对于这个式微传统的接纳是有限的，且青春成长期适逢1990年代之后多元文化的氛围，由此，才有可能并必然地将视域从民族国家几十年的苦难经历延伸至当下现代个体平庸生存的具体镜像中，并企图对这种新的现代生存方式进行打量与剖析，描述其中困扰现代人日常生存的生活图景与精神困境。由此在他们的写作中，1世俗众生相在被呈现的同时也被时代的功利主义所淹没，2无数平面化的个体经验在表征了生活的同时似乎又无法真正言说生存的本质，3小说技术日渐纯熟却面临着精神后撤的尴尬，4同时一大批写作依然和大众文化、欲望消费构成共谋关系，从而进一步让这一写作群体面目模糊，陷入群体性的写作危机之中。
    5当下的文学写作对于历史与生存的认知姿态更为日常化，在日常性经验的维度开始思考一个常态社会的生存与审美经验。可能这种日常性会割裂对于整体宏大社会经验的表述，但是相对于当代文学宏大叙事屡屡无法自辩的现代性精神向度的缺失，如何在平庸个体走向现代的时空中寻找属于现代小说的精神性存在，应该是当下文学的题中之义。由此，文学进入日常生存经验成为一种必需，且是当下写作一种真诚的努力。
    三、日常生存经验与现代性焦虑的呈现
    置身当下文学现场，在众声喧哗的文本徜徉中往往可以发现一个及其有趣的共相，很多作家在写作一段时间之后都存在一个写不动、写不下去、不想写或者下一步写什么的问题。尤其是在身份意识代际化，生存与思想被机械复制的时代，庸常与雷同成为多媒体时代资讯泛滥对于文学写作的最大消解，读图时代的娱乐风尚与文字鉴赏修养南辕北辙，这些都让一代写作者无法回避。一批坚守内心文学理想的写作者，在对于式微传统的复杂回望中，站在中外传统（不仅仅是当代传统）中寻找自我与父亲的关系，试图寻找可以与式微传统对抗的另一种叙事方式，甚至于另一种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哲学与审美观照。于此同时，小说之精神——日常性的进入与出走成为他们游走在现代小说之境的宿命。
    撇开70后写作的标签，魏微和徐则臣分别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当下的日常性经验，同时在他们面目迥异的文本中却传达出了某种相似的精神气质——对于当下日常生存经验现代性焦虑的呈现，同时也试图用文学的方式来消解这种现代性焦虑对个体心智的逼压。于此，伴随着人物对于现代性焦虑的抗争，他们自身的写作也面临如何突围的困境。
    魏微的写作在和现代经典气脉相接的同时，显示了几种不同路向的可能性。十几年前，短篇《乔治与一本书》体现女性主义对于男性欲望与欲望表达方式的嘲弄与反讽。彼时（包括当下）很多文本中的欲望表达本身已经淹没了女权主义的解构意图，同时给男权主义的偷窥者以误读女性身体和精神的某种借口，而这个短篇则真正具备了女性主义写作的先锋气质。魏微却没有沿着这个路向写下去，我们无法看到《1Q84》中青豆和女友在酒吧中疯狂猎色的女性主义的刚猛。同时，她越过性本身，描写半良半娼的大老郑女人，半推半就的发廊女……开始探讨伦理和性心理层面的女性精神状态。
    魏微的这种转变无疑是适应中国当代话语环境中的某种策略，从身体与欲望出发，在性意识和伦理的层面反观一个时代对于自我的双重打量。在他人或自己的身体陷阱里，痛感从身体出发走向了少女的内心。似曾相识的身体与无法辨别的欲望在这里相遇，于是，对于还能感到自己物质主义生活的一代人来说，由于自己和传统农业文化中最后一丝血脉联系，让我们还能感受到有着体温的当下，这种在场的贫穷、简陋甚至于苦难生活，伴随着物质主义带来的享乐、自私甚至于冷酷一路逼压下来，让我们在面对生存本质的时候，无法言说。于是面对欲望化的都市和物质主义生存方式，“我”和嘉丽们似乎别无选择，但是这种物质主义的生存方式又无法获得身体与精神上双重的满足。从这个视点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魏微在小说中对于各种性关系上伦理和文化的精准处理。
    魏微并不讳言自己写作的日常性。日常经验在魏微笔下有了两种相悖的方向：现在时的物质主义经验和忆旧中诗意的日常性。在对于现在时日常生存的解构中，魏微深得现代派手法的精髓，彻底解构了当下与当下的诗意——我们挣扎在物欲的快感中，却体验着末日的沉沦。然而她的文本一旦采取回望的姿态，生存的细枝末节甚至于粗鄙、尴尬都成为文学乡愁的呢喃。
    现在时的日常性经验，这种经验魏微喜欢用“物质地活着”来表达。无论是逛街、恋爱、调情、工作甚至做爱，在文本中都充溢着探究的狐疑，现在时的日常经验被魏微消解成了无意义的存在。于是，出现了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当下是什么？当下其实就是从故乡（出生地）的逃离，如《父亲来访》；从既有的生活中逃离，如《化妆》《到远方去》《暧昧》……现在时的人生似乎就是一系列的逃离。似乎在越过少女成长期的青涩与纯真之后，嘉丽们开始了一种逃离过去的生活：一方面是义无反顾的逃离，一方面又是对于过去揪心的牵挂与惦记。这种牵挂与惦记的结局往往又是黑色幽默式的，比如嘉丽被十年前的情人误认为是娼妓，《回家》中“我”被父母无端的猜疑，《父亲来访》中父亲一再延宕的来访，《暧昧》中无法穿越彼此身体的障碍，《到远方去》对于庸常的回归等等。于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在文本中延展开来，进入现代性焦虑的自身，人为何要逃离故土，其实正是在物质生活的状态中，现代生活本身割断了自己和历史的联系，使自己成为一个不断逃离当下的孤儿或孤女。
    忆旧式的日常经验是飘浮在薛家巷的诗意，带着坦然的阳光和宁静的心，叙述被忆者的一日三餐、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一如《大老郑的女人》对于日常诗意的刻画与叙述，对于传统人伦的重温与回顾。这种重温与回顾属于遥想的乡愁，但是相对于物质主义经验的叙事，这种重温显然缺乏对于当下乡土裂变内核的触及与刺痛。纯粹的忆旧无法满足追赶时间的现代性自身的欲求，“慢”下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审美维度，但是叙述无法“慢”下来的焦虑和困境，可能会更加本质地体现当下整体性的民族精神气质和时代风尚。
    如果说魏微是在现代个体与时间的线性维度展开叙事，徐则臣则从空间的角度去建构现代个体与城市的关系。他的小说有来自现代经典的传承，如短篇《花街》、《伞兵与卖油郎》等。大量的在场性叙事，如中篇《跑步穿过中关村》、《啊，北京》、《西夏》、《人间烟火》、《天上人间》、《居延》等。长篇《夜火车》呈现出了个体现代成长的疼痛，这是带着审视和自嘲的疼痛书写，成长带着青春的冲动、率性和无知，一起奔涌在通向成熟也意味着平庸生存的道路上。在后辈探究窥视的目光中，学院知识分子连同所谓的知识、权力一起成为后辈学人无法接受的现实。理想主义者木年最后搭上的是没有归途的夜火车，是身体更是灵魂的，这个长篇具有相当现实的隐喻性和意指。它可以和李浩的《失败之书》、格非的《春尽江南》相比照来阅读。这三部小说都是探讨知识分子与时代之间关系的，徐文粗粝坚硬，充满人间烟火的温暖与痛感；李文细密忧郁，抽象又质感地呈现了精神的颓败；格文则具大师气象，在诗意江南中与往昔的人与物重温时光对于人心的浸透，沉痛之音却温柔敦厚。
    徐则臣以中关村为原点的北京叙事，重构了北京作为一座现代城市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作为政治符号的北京，被无数的笔墨建构成一座无法和个体庸常生活发生联系的存在。同时，北京作为一个现代城市的内部肌理往往被多元文化的丰富繁盛所遮蔽。然而北京在徐则臣的笔下消解了政治符号所蕴含的微言大义，真正被还原为一座栖息现代个体的城市，而且是一座和青春成长、现代生存发生关系的城市。他的人物在当下时代的命运成为一种现场，在这样现在时的写作中，我们沉溺于某种偷窥的惊喜和旁观的讥讽中，在对于现场人物的沉溺中，消解了我们对于当下生存的种种惶惑、躁动与厌烦。徐则臣的小说通过对当下的诉说，表达了一个徒步在浮世绘现实中国的肉身与灵魂。这是徐则臣的浮世绘北京，也是他的写作对于当下文学最大的启示意义。
    徐则臣的小说呈现出了一座城市中现代性身份焦虑产生的一系列困境。北京的包容性一如她对各色人等耐心毅力和吃苦耐劳精神的考验一样巨大。生存在一个现代都市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于是北京成为一个具体可感的生活场域，年轻的身体跑步穿过中关村，挣扎在当下生存中的灵魂则纠缠在爱欲与情感、性情与物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徐则臣的小说里，即便是所谓京漂小人物的命运也沾染了一切时代的仓促、躁动与善变， 因此，他的小人物便从庸常生存中透露出时代精神的真切回应。北京浮世绘被具化为边红旗、子午、敦煌、居延……小人物的命运在被关注被纪录被仔细观察的同时，呈现出了“我”——一个徒步的旅人，对于这个城市最初的印象与观感。每一个徒步的肉身和灵魂都会切肤地感受到北京城宽厚的接纳，也会更痛切地领悟到徒步过程中肉身的沉重与轻盈，灵魂的下坠与飞扬。由此，徐则臣的小说直面日常性以及庸常生存的尴尬境遇，并在理想主义的照耀下书生气十足地讲述着自己视域内的现代城市对个体的逼压。一个个小人物的庸常人生却成为时代的绝好注脚：飞蛾扑火般涌向城市的庸常肉身和无法遏制的现代生存渴望一起焦灼着年轻的心。
    徐则臣在呈现出这种逼压的同时又描述了这种现代性身份焦虑对于现代个体心智成长的意义。年轻的生猛和理想主义破灭之后，木年刺向魏鸣的那一刀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那一刀是如此地致命：一方面是对从前的彻底绝望，对于同代人受制于物质欲望和前辈受制于权力话语的决绝；一方面是在表示绝望之后，永远地背离了最初的理想，甚至于庸常的生存。从现代个体对抗现代性庸常生存逼压的角度来说，他笔下的伪证制造者、卖盗版盘的小贩和大学生、研究生、教授是没有彼此之分的。由此，他的京漂系列人物获得了现代性身份，并且由此写出了一座城市中现代性身份焦虑产生的一系列困境。他的人物都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庸常中，又群体性地上演了对于自身焦虑的挣扎与抗争。庸常的现代个体对于自身生存困境与精神焦虑的自觉意识，这是获取现代身份合法性的一种途径与方式，只有个体开始了“我是谁”的追问， 整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性身份才会真正在小说世界中彰显，这是徐则臣北京浮世绘的洞见与创造。
    四、小说之精神——日常性的进入与出走
    在当下写作中，当我们回望的时候，文本就沾染了经典的气息。小说的经典气息往往建立在对于时代回溯性的叙事之中。但是回望的视点往往在表达诗意乡愁的同时，遮蔽了现代精神空间的多元呈现与表达。当我们面对现实生存的时候，烟熏火燎的欲望以及面对欲望的各色人物充斥着叙述空间，承载欲望的现代城市作为强大的现实几乎从一切方面垄断了叙事的动力，即便是对于当下乡土的描写，也是以成为城市或反城市为题旨的。关于城市的叙事在精神层面孱弱无力，无法解释强大现实及其存在的精神合法性。于是如何在直面现实中获得现代性精神的经典气质，同时围绕着城市和乡土，如何表达当下时代精神的断裂、集体性的精神病症以及自我与时代的关系？当文学穿越现代个体的时空经验，直面整体性社会经验叙事的时候，我们如何从日常性中出走？
    在中国现代文学谱系中，茅盾和巴金前后期写作的变化，具有非常典型的借鉴意义，他们从个体经验走向家国之恨的文本叙事表征了他们从个人化情绪与日常性经验中出走，并以此抵达对于时代整体精神风貌的经典表达。茅盾20世纪20年代的《蚀》三部曲和长篇《虹》专注于个体情欲与时代巨变之间的纠结，时代的苦闷成为叙事的动力，也成为时代新人和茅盾写作自身的局限性。在1930年代前后，茅盾经历了一个痛苦的精神蜕变期，在他的论文《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作品中，他反思了自己前期的写作，开始从个体情绪化的情感体验与精神创痛中出走，进入视域宏阔的民族国家历史记忆和整体性精神气质的摹写，这样才有《子夜》、《林家铺子》和《霜叶红于二月花》等一系列现代经典的出现。同样，如果只有《激流三部曲》，巴金依然无法以现代文学大师的面目示人，因为《寒夜》和《第四病室》的出现，我们才承认巴金作为小说家对于一个时代精准的精神分析，并由此抵达了对于时代沉痛之音的文学表达。
    随着近十年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变迁，社会类型的质变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出现在城市和乡村中。物质赐予我们的不应仅是精神上的沉沦，而应是在警惕科技理性的姿态中，获得对于生存本质更为透彻的理解与观照。无论是对于物质主义的逃离，还是对于乡土传统的遥望，都应建立在对于现代性本身的穿透与诗意的理解当中。“我是谁”不仅仅是放在人与当下和城市之间，更应该放在人与世界、当下、历史之间来做多重证据的考古学观察与文学性的想象与呈现。现代城市精神除却个人化情绪和认知之外，依然包容着无比含混巨大的精神空间。作为类似于“历史中间物”的一代人，写作的职业意识体现在扪心自决式的写作姿态中，更应该深入到当下现代生存的肌理与内核，以文学的方式植入自己对于传统与现代转型期的精神性建构。时代精神谱系的构建是难的，但是唯有“难”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杰作。
    对于面临青年写作突围的作家来说，站立在传统与现代两端，我们如何回溯中国传统和乡土，又如何通过文本传达现代性自身的精神困境？中国传统和乡土在这一代人的知识文化结构体系中的意义和价值，其实一直是被悬置的。因为一方面我们无法获得像前辈作家那样和乡土之间的血肉亲情，无法在身心两个方面与乡土传统发生实质性的联系，用魏微的话来说，这是冷漠无情却又无奈的一种背弃。“我”大学四年都不愿意回到小城，可见小城对于“我”的压抑与逼迫，同时另一方面，深植于农业文化转型中的“我”，无疑又时时置身于乡土贫穷、凋敝和丑陋的现状中。魏微的《流年》其实见证了她从青年写作突围的努力。相对于古代诗意的传统，我们拼命抛弃的是现当代中国农业文明式微中的一切沉重与苦难。于是，文本弱化当代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时代，“我”留恋的是过去时忆旧中的诗意和人伦的温厚，以及在这种诗意中对于农业文明残存温情的遥想和抚摸。一代人就是这样地走入日常并地物质地活着，当下向现代出走的方式往往是自绝后路式的，带着对于生养自己父母与土地的内疚与无情，我们奔波在通向未来的路上义无反顾。写作中的哀情和感伤，无疑见证了残存在一代人心中最后的乡土与诗意。《流年》则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有了时光与时光中的静穆和宁静，支撑《流年》淡定从容叙述姿态的是细节，以及细节背后一颗从日常出走又俯瞰庸常经验的悲悯之心。如果说魏微在被淹没的日常中寻求个体与历史之中被遗忘的诗意乡愁，那么徐则臣近期《把大师挂在嘴上》、《到世界去》等随笔散文集，无疑体现了作家从世界性和中国乡土两端对于现代生存本身的重新打量与唤醒，都是在中外传统中寻求写作的突围。对于徐则臣来说，在保有现代城市与个体生存之间张力的同时，如何能够以现代智识者的身份重新还原与想象北京丰厚繁盛的文化意蕴，并在这种还原与想象中体现中国城市现代转型的积重难返。在全球文学视域中，重新构建北京在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之间的想象与抒情，且以赋予北京乃至当下中国更多的文学记忆与想象空间。
    魏微和徐则臣的写作特质和路向是当下青年写作群体的一个表征：如何正视现代生活中的精神焦虑，并赋予这种焦虑以恰当的形式与内容。在呈现现代性焦虑的过程中，如何体现个体进入时代精神内核的深度与广度，并最终在哲学和诗学的意义上突破当下小说写作的局限。当下青年写作的突围和文学写作的群体性危机实质上是一个钱币的两面。相对于白话文的稚嫩与古文的烂熟，相对于诗歌传统的繁盛与叙事传统的孱弱，相对于几千年诗书传统中的悠游与一百多年传统断裂中的彷徨，相对于中国文化中对于文字近于宗教般的情感体验与当下粗鄙娱乐风格的文字游戏……对于当下的小说写作来说，小说之精神和小说之境界都不是一个陈旧腐朽的概念，而的确是一个可以重新考量，并投之于生命激情的所在。
    参考书目：
    郑振铎：《中国文学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丹尼﹒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
    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康宁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张道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朱进东、陆月宏、胡发贵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迪克 赫伯迪格：《亚文化 风格的意义》，陆道夫，胡疆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