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正在将回望目光投放得更为深彻，更为阔远。近年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其所呈具的历史想象、文学观念和写作手法，为当代文学谱系注入了崭新内涵
    ■状绘和剖解改革时代的社会生活，确认其新生内质和厘清多方矛盾的纠集关联，从中透析研判时代的流转迁变和脉象走势，依然是近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维度
    ■尽管当今时代氤氲着浮躁、功利、务实等灰色气息，但只要作家们“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着力追踪和记录改革发展的实践，着力构建和固守艺术链接生活的桥梁，就能够不断涵育出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新特质新气象
    近年来，我国文学创作呈现个性化与多样化杂糅交融的风貌。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在新的起点上不断扩展艺术版图，部分实现了主题的深化与提升、题材的拓展与丰盈、形式的创制与灵变、风格的炫丽与奇瑰，由此，彰显出当代作家藉由独特文本讲述中国真实故事，同时重构文学连接现实并获取强大人文精神支持的不懈努力。
    本文仅以部分长篇小说为观察对象，试图窥斑见豹。
    打开历史，路径愈趋多元
    历史是现实的根脉和基元。对历史进行打量、抉发、思度与呈现，是当代作家价值认知的重要客体，也是艺术表达的重要方面。无论是文学“新历史主义”倡导的“家族史”“地方志”，还是“新新历史主义”主张的“个人史”“隐私史”，均表明作家正在将回望目光投放得更为深彻，更为阔远。这一美学征候，在近年长篇小说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与明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近年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其所呈具的历史想象、文学观念和写作手法，为当代文学谱系注入了崭新内涵。
    格非的《望春风》以从容平静的叙述，描写了一座清幽简朴的江南小镇在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变迁中，个人、家庭和村庄的命运跌宕，表现在社会气候变幻弗居的背景下，中国任何一方乡土都难以摆脱的挟裹与整饬。作品贯注着一种淡淡忧伤和浓浓乡愁，而这种一唱三叹式的情感旋律，成为统摄全篇的基调与主线。邱华栋的《时间的囚徒》，延承了作家以往的写作套路，即借助西方人的视角来展现百年中国的沧桑巨变。作品描绘的三代法国人“菲利普”与中国命运的耦合与交集，构成了整个故事的三条脉络，通过还原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探寻和破译中西方近百年错综复杂的关系，既体现出作者对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独特理解，也表明了作者试图将文化理论中的“东方主义”转化为文学创作中“东方主义”的艺术追求。最近的例子便是葛亮的《北鸢》，它以细密扎实、静水深流般的文字，书写了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文笙的生活变故与情感遭际。作品起笔于主人公的成长发迹，收束于20世纪中叶，通过言说两个家族的兴盛衰亡，展现整个民国的风云激荡，在满足读者对民国史某种阅读期待的同时，将藏匿在历史深层的国人特有的文化情怀和精神气质提挈出来，让人们感受无常时代条件下的“常情”分量，也让人们重新寓目维系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民心”力度。
    相形之下，张炜的《独药师》则以更为简洁内敛而富有张力的语势，勾勒了第六代独药师传人季昨非由抵触革命到同情革命、再到援助革命和参加革命的渐变过程，书写了胶东半岛一户养生世家的旷世传奇。小说一方面展现了辛亥革命历史潮流的壮彻与浩荡，另一方面体现了儒、释、道、基督四种文化形态在齐鲁大地上的碰撞与融合，进而揭示了中华文化各种质素多元互通、互补共进的历史必然。莫美的《墨雨》用简练传奇的笔触，追述了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钩沉了大革命失败后湖湘农民无从规避的精神裂变与心理阵痛，期冀读者珍惜过往、珍视当下、珍重未来。作品所讲述的那场降落在杨柳镇的墨水般的大雨，固然是杜撰和虚构的，但这条贯穿全篇的隐线，深具隐喻意义和象征价值，且奠定了作品的创作基调——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人物命运的起伏辗转，故事情节的繁复多变，如同那场墨雨滋生出的枝枝蔓蔓，最终被岁月分解为铭心刻骨的历史记忆。路内的《慈悲》，以极为节制和颇为冷静的笔调，铺陈了一家国有化工企业历经三年困难时期、“文革”和改革开放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历程，刻画了以水生为代表的一代产业工人勤勉笃奋的精神状态和粗粝庸常的生活状况。作品所建构和阐释的平等互爱、安然若世的中国民间式“慈悲”，源于国人对苦难生命的体验，也源于对世道人心的期盼。这种“慈悲”所蕴含的体面与尊严、施舍与救助，正是国人生命情感逻辑之所在。作品所探索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不仅颠覆了人们此前阅读同类题材小说的审美感受与经验，而且为历史题材小说拓展了新的路径和空间。
    改革潮中，触摸精神向度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雷内·韦勒克在 《批评的概念》一书中写道：“艺术避免不了与社会现实打交道，无论如何艺术都是当下现实的一种反应。”状绘和剖解改革时代的社会生活，确认其新生内质和厘清多方矛盾的纠集关联，从中透析研判时代的流转迁变和脉象走势，依然是近年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维度。
    贾平凹的《极花》，以冷峻笔墨和风俗画形式，从拐卖人口事件入手直击时下中国最为沉重的贫困农村男性婚姻问题，表达出对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底层弱势群体的悲悯与关切，鸣奏出中国当代乡村的一曲凄美挽歌，让读者体认“极花”作为作者家乡的一种普通植物，是文明社会光环之下绽放的罪恶之花，是落后地区愚昧与文明并存、丑陋与美妙相伴的两面花，也是困顿凋敝的偏僻农村盛开的人性之花。
    王安忆继2012年出版《天香》后，于去年发表了长篇新作《匿名》，作品继续秉持她特有的夹叙夹议创作风格，成为又一部极具叙事特色和思辨意味的长篇佳作。《匿名》 几乎抛弃了小说惯有的众多元素，以隐喻、象征手法另辟蹊径地创建了一个新的艺术文本：主人公在城市里从有到无，在山坳里从无到有，然后在回返路途中戛然死去。作者对主人公在荒蛮山野中的进化予以重新命名，并对与山村中奇异人物接触后重建的自我世界加以铺陈，展示了极端情境下人类个体本能由退化而进化的涅槃再生。这是对远离喧嚣尘世的人物精神向度和生存环境的深度关切与理性思考，即文明总体进程可能逾百世而不易，但社会具体变动却可以常说常新。作品把叙事重心指向匿名者，表明这是一次对生命常识的科普式恢复，也是一次对人类前生今世的考古式问询，更是王安忆在文学创作40周年之际对职业习性所做的一次重要突破。
    “70后”作家中最具实力与影响力的徐则臣，在《王城如海》中，以感性姿态和复调结构，将京都众生以及他们千差万别的来路去向，共同聚拢到形式感与思想质地兼优的文本中，将诸如城乡差距、阶层分野等社会问题，与驱之不去的浓浓雾霾中普通市民的愤懑与压抑、文化精英的忏悔与愧疚等加以有效拼接，组构成多组突兀意象，又幻化为大都市的复杂表情。这种复杂表情，既是对当下城市历史文化逐渐消弭情状的即时呼救，也提醒人们认识到在北京城繁华富丽的光鲜表象之外，还顽强地存在着绵长久远的“乡土根基”。作品文本与所摄入的戏剧，虽然有着不同的艺术架构和美学功能，但都指向同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问题，即当代中国愈演愈烈的“城市病”。被誉为“一路风景”的“70后”作家付秀莹，在其第一部长篇小说《陌上》中，采用散点透视的结构，以舒缓节奏和细腻笔触，将华北平原上芳村里姐妹婆媳间的家长里短、恩爱情仇，编织成一幅乡土中国的精神图谱，藉此再现当下农民在社会转型期的生存境况，展露“芳村”村民独特的生命体验，揭示年轻一代农民的心灵密码，表征着作者对乡村传统伦理的依恋和坚守。
    聚焦都市，观照与叩问兼具
    变革与转型中的中国，仅有乡土社会显然是不完整不全面的。伴随国家新型城市化战略的迅猛推进，城市社会结构、生活理念、生存方式，以及价值取向和情感追求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一些作家与时俱进、适时尚变，纷纷聚焦锁定城市生活热点，于是近年来关于都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呈强劲之势。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公开发表的城市题材长篇小说达20余部，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当属赵德发的《人类世》、吴亮的《朝霞》和王承志的《同和里》等。赵德发作为一位兼具现实关怀、历史胸怀和宗教情怀的作家，在《人类世》中融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表现技法于一炉，将当代现实生活、中西方神话和人类学中的“时间简史”有机结合，把沿海城市建设置于全球化背景下加以观照和裁断，借用地质学的最新概念“人类世”来探究城市生态与环保问题，通过叙说主人公焦石矢志从事环境保护的故事，告诫人们应敬畏自然、珍视自然和爱惜自然。吴亮是沪上资深文艺评论家。他在第一步长篇小说《朝霞》中，以蒙太奇式手法和思絮体风格，对上海这座大都市的历史片段以及生活在这座大都市里居民的生长方式进行了追叙、反思和叩问，表达出时下城市人欲壑难填、生活诡异这一创作主旨。编辑出身的知名作家王承志在《同和里》中，以睿智语言和幽默表达，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上海弄堂市井生活的陈年旧事。这些陈年旧事与表征城市文化特色的石库门等，共同构成了上海市的风俗与风情。作者对老上海的风俗风情寄予了深深留恋，而这种留恋无疑与当下诸多上海人的文化记忆是高度契合的。
    平心而论，近年长篇小说在艺术上的确实绩不菲：作家对叙事策略的专注与偏爱，使长篇小说形式的发展更趋成熟稳定；对文本结构的在意与探究，使长篇小说文体越来越独特卓异；对细节情节的后现代化处理，也使长篇小说的容量更加殷实厚重。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尽管当今时代氤氲着浮躁、功利、务实等灰色气息，但只要作家们“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着力追踪和记录改革发展的实践，着力构建和固守艺术链接生活的桥梁，就能够不断涵育出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新特质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