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内外——文化诗学实验报告》 林继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认识林继中先生，大约在十七年前，记得是在芜湖参加的一次古代韵文学研讨会上。人与名对上号后，我告诉他，我买过他的《文学史新视野》，读了有庄子所谓“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之感。以后我得到了更多阅读他的书，更多接其謦欬的时候。
    一
    林先生以之名家的学问是唐诗，尤其在杜甫研究上独擅胜场。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他追随萧涤非先生时完成的博士论文，萧先生在简短的评语中盛赞该著“惨淡经营”，为“杜甫研究提供了一个至今为止最完善的赵注本”。对于此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越来越被业界视为学术正宗的“朴学”工夫，林先生并无太多自我嘉许，他甚至认为，在因为特殊的机缘而拥有了别人不太可能拥有的材料基础上，这不是很难的事情，关键是要下笨功夫，冷板凳要坐得住。自然，这样的说法，也只有对一个像林先生那样悟性极高且富于积累的人，才可以成立的。
    与萧涤非先生当年让他从事基础性的学术训练相比，林先生似乎更感念导师当年让他行万里路，沿着杜甫的足迹重走一遍，在实地考察中“感悟杜甫”带来的收获，感念他在厦门大学从周祖譔先生念硕士时广涉文献、泛览经史、痛读闻一多钱锺书，以及通过西方文论不断扩充自己、启蒙自己的经历。他说：我自己的研究道路“是一面抓文献古籍，注重考据、义理、辞章，一面读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篇》《谈艺录》及西方文论，注重中西互证”，因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并不自限于古典文献学的视野与学力，让林先生在观察杜甫，观察唐代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史时，拥有了同辈古典文学学人少有的问题意识与思辨力，这才有他的“文学史新视野”“文化建构文学史纲”以及“激活传统——寻求中国古代文论的生长点”等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的属于他个人的梳理、总结和发现，才有他对于李白“大雅正声”与杜甫“道德文章”鞭辟入里的辨析和论证。他非常钦佩闻一多研治古典文学的成就，认为闻一多以现代学术意识为主导，将传注训诂纳入文化大视野，激活了这门古老的传统学科。这种“文献实证”与“文化考察”的结合，不仅将训诂学从伦理道德的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释放出空前的能量，还在“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中，既恢复了语境和诗意，并将之融入了现代学术。他说，这就是一种自觉的“中国文化诗学”。
    林先生直言，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就是回到民国那些大师，回到闻一多这样的学术路径上来，并以之为原点和起点，明白并且保守自己的身份，调整固化的甚至越位的立场，深化体验，发现问题。
    没有问题意识，没有方法论的自觉，没有被那种基于个人的特殊领会而又可能覆盖文学史普遍事实的问题与方法所贯穿，文学与文学史就是一堆没有经纬、没有主脑的材料和碎片。按照稍稍“后现代”一点的理解，所谓历史，大半是书写者的历史，并没有一种本质性、一元性的存在，它存在于阐释者的阐释中，存在于不同观念、不同趣味、不同视角的特殊观照中，只有足够的没有休止的问题意识与不断的方法论上的自觉自新，才有可能一步步接近魅力不竭的经典源泉与梦幻般迷乱的历史真相。对于林先生而言，则让他近乎本能地意识到，他的理论研究与发明，并不就是“绝对真理”，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多事情都不要想一次性解决，真理可以无限逼近，但永远不可能到达其终点。
    二
    自从林先生不厌其烦地向我阐述他的“文化诗学”观，我就一直试图跟上他的思路，也一直在琢磨，林先生的治学和思考，为什么会并不自足于他得心应手、轻车熟路的杜甫和杜诗，并不自足于盛唐诗歌与文化，甚至并不自足于他独出心裁的文学史与文论研究，而是再次出发，兴致勃勃地和他的学生及同道讲论起“文化诗学”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林先生揭橥“文化诗学”根本的动力也许在于，他试图拥有一种充分理解传统文学与文化的精神高度，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思想逻辑，并由此融贯中西，会通古今。“我们心里头需要装着一个这样大的历史文化视野，正如王国维先生在《国学丛刊序》中所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此种文化上的自觉，此种因为自觉而带来的心灵的自由与开放，或者说，因为心灵自由与开放而带来的文化自觉，才是林先生未必自觉的动机与动力，也使得他可以从唐诗，从李白杜甫那里获得别开生面的同情与了解。此种自觉与自我超越，甚至不只是要重建语境，再现诗意，召唤盛唐，而别有期许。如此，方可以理解他对费孝通先生一个说法的认同，他说，他“对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其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文化自觉’理论一接触就心向往之”，“‘文化自觉’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认识，还要将民族文化置于全人类文化里面，多元统一。正所谓‘各美其美、美其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长远看，保存民族文化并非我们的终极目的，构建全人类共同的新文化才是我们的高远目标。我们将拿出什么样的‘菜单’，以之贡献于人类新文化？”
    只有这样创辟“新文化”的怀抱，才是他通过“文化诗学”的倡议所表达、所激发的学术壮心与热情所在。而他作为艺术家与思想者的无可羁束的心性，则成全了他宽阔而自由的审美，成全了他严肃而通达的思考。在林先生的手眼中，传统学术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显示了崭新的含义：贯通“义理”，自然要在历史深处，包括在现实生活的纷扰中，发现人性的诗意的光辉，发现精神的同一性与心灵的同构；尊重“考据”，必须具有还原历史现场的学识、教养和方法；付诸“辞章”，则意味着获得特定心智条件下的思想力与表现力，而最终是一种明敏的感受力、想象力与创造力；“经济”，也不再是政治性社会性的事功，而是一种创造新文化的抱负与情怀，一种从日常生活境遇中感知“诗意”的敏锐、天真与单纯。由此出发，庶几可以接榫盛唐时代王维、李白的“大雅正声”，接榫杜甫的诗心，庶几可以造就新的“道德文章”。
    如此“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手眼，使得林先生几乎没有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场域中那种狭隘而平庸的山头主义，那种以艰深文浅陋的伪专业主义的“领地意识”。他的治学也就如同一种源于内在生命需要的自我抒写，一种对于广大的人文世界的体认与洞彻，无须钦定，也少见功利性的自我限定，而有“万不得已者”在，他在《杜诗研究续貂》“自序”中说：“况周颐《蕙风词话》云，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余览杜诗，则有忧生忧世万不得已者自沉冥杳霭寂寞中来，此万不得已者，即杜之诗心也，此诗心诗意即之愈稀，味之愈浓，超越语言，超越个体之生命，与华夏文化同在，引我思，引我悟。”他还说：“人有各种骄傲，就像跳高一样，想怎么跳就怎么跳，只要不是跳木马将别人按在底下。我自信，只要给我一支笔，一叠稿纸，一杯茶，就能写文章。我们搞文学不像搞物理、化学需要实验室，外面的大社会就是我的实验室。做学问不一定著作等身，蔡元培、赵元任对学术贡献大不大？你说他们有哪些巨著？但又为什么所有学人都将他们当丰碑，对不对？学问与学术贡献真不在于你在哪里和你有多少专著、论文，还包括其他很多东西。”
    三
    没有“明心见性”的澄明理性，不具备“知人论世”的能力和“自我抒写”的才具，自然无法懂得“万不得已者”何谓也，自然不能有如林先生这样“光风霁月”的洒落襟怀，不能有如此这般“予取予求”的豁达、自如与从容。夏虫不可以语冰，这样的豁达、自如与从容，甚至不是每一个同业者都可以理喻的。
    记得去年到漳州参观林先生的书画展，似乎不经意的闲聊中，他嘲笑我总是以一些纠结得不行的人与现象作为观察对象与研究对象，结果不免把自己也弄得忧心忡忡，四顾茫然。他说，在一个物质化生存成为压倒性主题而不免窘迫的文化时代中，他很享受阔大的盛唐，他很庆幸自己可以接受盛唐文明与盛唐文化的长期浸染，他很高兴以唐诗为业，徜徉其间，这至少让他的精神世界不那么狭窄，不那么荒寒冷硬。
    这不是林先生偶然的即兴说法，我曾经读到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诗国观潮》，《后记》中的一段话说：“我赞成鲁迅的研究魏晋乱世与明清专制，从中找出‘国民性’的病灶来，我也欣赏马斯洛的研究人类‘不断发展的那一部分’的主张，我于是想在唐文化的研究中描画出我民族肌体曾经有过的健美，但我反对以任何影射的方式去处理历史上发生过的任何事情和现象，因为它并不‘有趣’而近乎无聊；可我却又喜欢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观照古人古事，企盼能在今古之间发现一条时间的隧道……力图让‘孤立’的现象在文化各因子错综复杂的大构架中找到合适的坐标。”
    很显然，这段话所关涉的，不只是“术业”和“方法”的工具性选择，而事关一个人的心性、气质和风度，关乎一个人心灵深处的认同与服膺，关乎所谓“价值理想”与“人文精神”。
    林先生把他的新著命名为《文本内外——文化诗学实验报告》，我乐于认为，所谓“文本内外”，意味着著作者能够入内出外，突破习以为常的定式与模式，参透审美的乃至文化的隐秘与玄机，而他所称的“实验”，则不只是一个学者的自谦，更是他所认可的某种学术的“本质”乃至“人”的“本质”所在，黄宗羲曰“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此之谓欤！
    （作者：孟泽 系中南大学外语学院比较文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