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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的行为语言是在社会生活活动中习得的，因此，与行为语言紧紧依附在一起的社会规约也在此过程中习得了。社会规约持存在文化传统之中，持存在日常生活之中，它处在文化传统与日常交往的交集地。如果说，文化传统维护着社会规约的稳定性，那么，日常交往方式的变动则促使社会规约发生蜕变。社会规约既受制于社会意识形态，体现着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就是通过暗中操控社会规约，稳固或改变人的行为方式，稳固或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同时，稳固或改变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行为语言的变化，往往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变革引起社会规约被改写的结果，因此，人的行为语言里有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印痕。阿尔都塞指出，人的观念即人的物质的行为，它是受到意识形态机器规训的(14)。如果更具体地看，意识形态正是渗透于社会规约之中，以此来规训、控制人的行为并调节社会关系的。“意义是一种社会行为，受社会结构的制约。我们的表达习惯是指与我们自身相似的人群的表达习惯，而这群人则是定义我们符号社会的参考群体。”(15)这种对行为的制约是一种不留痕迹、深入骨髓的掌控，较之于通过话语来宣传意识形态，它有着不可比拟的巨大力量。 如今，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正在促使社会规约发生重大蜕变。一是金钱，二是互联网。这两个因素都具有吉登斯所说的巨大的“脱域”功能。金钱作为一种时空延伸的工具，将人从直接的物质交换活动中解脱出来，从对土地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使社会分工有了可能，使城市得以集聚和扩张，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也导致原有规约解体和新的社会规约重新确立。比较而言，互联网的脱域功能更强大，对社会交往关系的改变更迅速和彻底。金钱仅仅从物质交换角度入手来变更人际交往，一步步地向各个领域渐次拓展这种变化；而互联网则直接从人际关系入手，全面进入所有社会领域，迅速更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除人与人的直接交往，以间接的乃至虚拟的交往来替代，这将在短时期内扼断对传统的承袭，摧毁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规约，重组社会结构和秩序。这种变化也将彻底动摇意识形态对社会行为及社会规约的操控，反过来将产生出新的意识形态。 文学写作当中一个极其重要而艰难的过程，就是把行为语言转换为言语行为，把非概念语言转换为概念语言。这两者分处于潜意识和意识中，既相通相连，又存在不可通约性。言语行为在生动描摹人之行为的同时，总是无法克服语言自身的限度。康纳顿就把人的行为纳入“体化(incorporating)实践”，以此同作为“刻写(inscribing)实践”的语言符号相区别，并认为符号不能完全替代身体行为。“有意义的实践并不与符号相合；意义不能被简化为存在于身体活动范围之外，属于另一个‘层面’的符号。习惯是一种知识，是手和身体的记忆；在培养习惯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的身体在‘理解’。”(16)然而，作家的写作却无法绕过这一转换过程，作家必须把这种潜在语言转换为普通语言，同时，又能引导读者在阅读中重新触发对行为语言的记忆。文学语言的生动性、深刻性，就取决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召唤人重新返归行为语言，了解行为规约。文学作品描绘人物个性是否鲜明、典型，就取决于如何揭示个体独特的行为语言。但是，这种转换翻译常常难以找到适切的语言对等物，难以找到沟通桥梁，以致无法“言说”。这就是语言的困境和痛苦：“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7) 文学写作必须挑战这一困境。马尔库塞说：“艺术，在其最基本的层次上，就是回忆：它欲求达到一种前概念的经验和理解。而这些前概念的东西，又都再现于或相悖于经验和理解的社会功用的框架，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相悖于工具主义的理性和感性。”(18)这种“前概念的经验和理解”正是行为语言记忆。人通过前概念的行为直接和世界相关联，既经验了世界，理解了世界，又构建了自己的内在心灵。行为语言最为鲜活地展示着人的内外两个世界，文学不得不以言语行为来召唤这种前概念的行为语言。于是，当作家在转换过程中遭遇困难，以致无法对等地把行为语言直接翻译为言语行为，他所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强化言语表达过程中的“言外行为”，即一种非措辞、非概念的言语行为，迂回溯之，以此来暗示、逗引、诱发潜意识中积蓄的行为语言。这种言外行为实即“言语建构行为”，它以自身独特的方式调动人的想象，唤醒人对行为语言的记忆，并在双方相互交织中构建一个虚拟的活动世界。譬如隐喻常常以既言此又言彼、既非此又非彼的言语策略来造成内在紧张，激发人的想象，顿时击穿意识与潜意识间的隔膜，借此来诱引、召唤沉积于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并在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间造成回响。在言语行为中仍然残留着许多身体行为的印记，语言的旋律、节奏、语调、语气、色彩、质感、结构而非语言概念，同行为语言有着最直接的关联，甚至原本就扎根于行为语言中，因而，对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具有巨大的激发作用，也更容易产生共鸣。文学创作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这一转换过程，在于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间所构成的张力，在于言语行为对激发行为语言记忆所具有的冲击力，它使人在瞬息间意识到原本模糊、朦胧的潜意识内容，将那些隐蔽在心灵深处的奥秘揭示出来，深深地撼动人的灵魂乃至身体。 哈布瓦赫曾研究失语症与记忆的关系。他认为，失语症会造成记忆减缩，以致无法向他人成功地传达有关过去的详细看法。在症状稍轻的失语症病例中，患者因缺乏语词而不能讲述他的过去，而且对时间、地点、人物可能只保留了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其原因在于，失语症患者失去了语言能力，也就失去了以集体记忆的框架去回忆过去的能力，因为“言语的习俗构成了集体记忆最基本同时又是最稳定的框架”(19)。这就是说，没有语言，就无法唤醒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无法显现人关于过去的记忆。只有在言语行为中给行为语言记忆赋形、定格，行为语言记忆才能明晰地在意识中浮现，并得以言说。这期间，言语习俗或惯例则是不可或缺的记忆框架。从这个角度说，文学写作就是一个运用言语行为给行为语言记忆重新塑形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语词、语句不只是一个诱因，在它激发出行为语言的记忆之后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是与行为语言相互交织、交相发明、交互推进和深化。言语行为起着逗引、激发、组织、塑形、拓展和深化的作用；行为语言则与之相互呼应，反过来又为言语活动注入丰满的形象性和感性内涵以及新生机、新动力，共同创造充满生命活力的世界。可以说，人的想象就是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相交集的领地，而人们所说的“形象思维”正是两种语言、两种行为相协同、相融合又始终存在无法消弭的紧张的心理过程。这已经不再是对原有行为语言记忆的简单复现，而是重新发现和重新组织，行为语言业已受到叙述结构的再造而整合为连贯的形式，受到语词的吸引而凝结为莹洁的晶体，并以新的方式相互映照、相互融合，因而生成了全新的境界和意义，焕发出奇光异彩。如果说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言语行为与人的现实行为相互交织交缠，共同构建着人的生活世界，并且由于人的现实行为的有限性，这个世界只能是特定的有限世界，那么，在文学活动中，潜意识中积蓄的行为语言记忆是无限的，它随言语行为的激发方式和强度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程度的调动，而且并不局限于原有记忆。作为一种行为之语言，它完全可以重新组合和建构，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和可能性，并因此构建一个开放的虚构世界，一个昭示着人的内心和外部的虚构世界。这个由行为语言参与构建的虚构世界，也因此体现着人的情感性和生命性，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也因如此，相对于日常语言，文学语言往往有着明显的暗示性、包容性和丰富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