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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广义的语言，是比普通语言更原初、因而也更基本的语言。在小说《复活》第十二章，托尔斯泰描写了涅赫柳多夫与卡秋莎的初恋，那种少男少女间刚刚萌生的纯真、朦胧的爱情：在他俩当着老女仆玛特廖娜的面谈话时，感到分外轻松愉快。可是，房内只留下他们两人，谈话就比较别扭。“这时候眼睛就开始说话，眼睛说的话与嘴上说的完全是两码事，而且比嘴上说的重要得多。”①行为语言(眼睛表情和别扭态度)常常比普通语言更为可信，它无意间泄露了真正的自我，更加真实、直白地表达了内心。语言学家韩礼德说：“我们都是通过对个体的表达习惯来认出我们的朋友，这如同通过他们的脸、声音、穿着或行走的方式来了解认识我们的朋友一样。一个人即是他表达的意义。”②行为不仅让我们认出朋友，而且看出他的个性特征，看到他的内心状态，因为行为就是语言，它以最自然的方式表达了个人的独特意义。 康纳顿谈到身体姿态的重要性，并认为权力和等级一般就通过相对于他人的某些姿态来表达。我们可以从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方式，从他们的身体相对于其他人所摆的姿势，推断每个人按规矩拥有或自认为拥有权力的程度。譬如当一个人坐在高处，围绕他的人都站着；当一个人站着，其他所有人都坐着；当某人进来，屋里每个人都起立等等。所有这些姿势都包含着明确的意义。“在所有文化中，对于权威的编排，大多通过身体来表达。在这项编排中，有一整套可辨认的姿势，由此，直立的身姿表现出诸多含义的弯曲，让许多姿势操演变得有意义。”③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拓展了“语言”的外延，把它扩大到普通语言之外。他说：“我们称之为语言的首先是我们的日常语言这一工具，我们的语词语言这一工具；然后根据与它的相似性或可比较性才将其他的东西也称为语言。”④当人的行为包含着社会共享的意义和普遍可传达性，并进入人际交流活动，那么，它就是一种“类语言”或“广义语言”。我们以“行为语言”而非“身体语言”来命名，主要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从符号学角度来看待和解读身体语言。行为语言所强调的是动态的行为，而非静态的符号及其组合或组接。行为固然具有符号学特征，却不仅仅是符号，它首先是不断变化着的身体行为，符号性只是从行为中抽象出来的一种特征。同时，身体也不只是行为的载体，不只是行为的发出者和施行者，而是和行为相统一的，是行动着、表演着的身体，它融合、融化在行为之中，成为行为本身和其构成要素。行为才是我们思考的着眼点。 行为作为语言是人在生活实践中习得的。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既习得了普通语言，也习得了行为的语言。他逐渐听懂父母所说的话，同时，也逐渐理解父母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个表情；甚至可以说，儿童在学会普通语言之前，通过身体接触就能够了解行为语言，行为语言早就刻写在人的身体上了。较之于普通语言，行为语言是更为基础、更为丰富细腻的。对普通语言的理解常常需要行为语言的协助，也就是说，行为语言起着“元语言”的作用。普通语言是和抽象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将现实世界抽象为超越具体时空的概念，由此给人类交流带来极大的方便，将人类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解放出来。而行为语言则是非概念性的，它始终和行为的具体方式密切相关，是对行为模式的识别，对行为形式的整体提取。因此，行为语言是一种方式完全不同的抽象，也可以说，它是非抽象、非概念的，但仍然是形象性的。它虽然不是纯粹的形式，却是与行为结合在一起的形式，具有形式感。舞蹈就是一种行为语言。只是它对日常行为语言进行了提炼和改造，强化了它的形式感、美感，并将其高度仪式化了。舞蹈语言是被高度规范化、程式化、仪式化了的行为语言，是以行为本身作为感受目的的语言，因而也是另一种行为语言。日常的行为语言缺乏这种严格的规定性和自足性，其意义也相对模糊，它是在日常活动过程中对行为方式的习得。人从社会生活里不断重复的行为中潜移默化地习得了行为语言，不仅养成了个人应有的行为方式，并且理解了各种行为的意义，掌握了行为语言，这就成为解读行为意义和人际沟通的必要前提。相对于普通语言，人的行为语言要更为古老，它深深植根于人的身体和心灵，成为人最基本的能力，人须臾不能离开行为语言。行为语言甚至可以超越普通语言的民族界限、国家界限，而具有远为广泛的普遍性和可传达能力。 与此相应，人的行为所关涉的情景不仅仅是作为认识对象被人所认知，并不总是直接和语言概念密切相关；同时，情景也不是作为静态的背景与行为相关联，而首先是作为人的行为的直接延伸，被赋予动态的、富有生命活力的形式，并因此被拟人化了。人所活动的世界首先是作为人的行为的一部分而被建构起来，同时也受到语言的重构和拓展。正因如此，人的世界，无论有生命或无生命的，都透露出人的气息，流淌着湿漉漉的生命汁液，洋溢着勃勃生机。在谈到对遗迹和景象的感知时，梅洛—庞蒂指出，人们用烟斗吸烟，用羹匙吃饭，用电铃叫人等等，对文化世界的知觉只有通过对人的行为和对另一个人的知觉才能得到证实。这就是说，文化世界始终是与人的行为、人的活动密切相连的，它是行为的直接延伸，是人的活动的丰盛成果，因此，它才以人的方式向我们诉说，才有着非同一般的亲近感，才能令人流连忘返。对自然景象的感知也同样如此。“每一个物体都散发出一种人性的气息。”⑤在《艺术作为手法》中，什克洛夫斯基对“识别”与“感觉”做了区分。两者相区别的关键在于：识别活动以区分对象作为目的，它把感觉对象归类于某概念之下，并屈从于概念的权威性；而在感觉活动中，感官感觉本身即目的，它强调感觉的优先性。因此，当识别活动凭借习惯经验，以最少量的感性信息实现区分目的时，它也就舍弃了对象的丰富内涵，使物蜕变为一个空洞概念；只有当物以陌生的方式出现，吸引我们的注意，激起我们的感官活力之时，我们的感官感觉才不再受概念束缚而获得解放，石头才充分展示其感性内涵，才重新成为石头。尽管感觉活动与概念相互关联，难以剥离，但毕竟不能否认感官感觉的重要性，不能否认存在一种强调感官感觉优先性的感觉活动，而这种活动恰恰就是人将对象纳入己身、与行为相连贯的活动。 在谈到绘画时，维特根斯坦说：“如果我画了我称为脸的东西，然后再画一张，与此微有不同，你也立刻知道有差别，识别表情……比如，我谈论微笑：‘它不太真诚。’‘哦，胡说，嘴唇最多不过动了千分之一英寸，能看出来吗？’‘是的。’‘那这就是因为特定的顺序。’但不仅如此，每个人的反应是不同的……两张脸可以有同样的表情，可以说它们都难过，但如果我说：‘就是这个表情……’”⑥人对行为语言的感知是极其精细的，哪怕嘴边或眼角一条隐约的皱纹移动，都会被感觉到，其意义也就变化了，它显得“不太真诚”。人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脸上认出相同的表情，也可以识别各种不同的表情，如微笑、冷笑、奸笑、讪笑、干笑等等，乃至语词无法分辨的细微差别。譬如蒙娜丽莎的微笑：人们早已从面部表情看出蒙娜丽莎的微笑不同于一般的微笑，感觉到微笑中还包含着另一种意味，但又无法以言辞表述出来，许许多多的阐释都仍然没有揭示这一神秘的微笑。人对行为(表情)的感知是极其敏锐、细致的，他分明感觉到微笑背后存在着神秘，从这一角度看，行为语言是精细的，然而，却又不能用语言加以明确阐释，因而微笑仍然笼罩在神秘之中，从这个角度说，行为语言又是模糊的。 既然行为是语言，它就具有普遍可传达性；又因为它是非概念性的，也就具有模糊、朦胧的特点，并往往不被意识所直接把握，而是处在潜意识层面。在日常生活中，人常常是无意识地习得了种种行为语言，无意识地施行特定的行为方式，并直觉地解读行为之意义⑦。人的潜意识主要是由对行为语言的记忆所构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拉康所说的无意识是一种“语言结构”。在脑裂人(即左右脑半球的大部分常规传导中断)实验中，罗杰·斯佩里发现，假如图片出现在病人的右侧视野，由于人的言语功能局限于左半脑，因此病人可以相当正常地用言语描述图片；如果图片出现在左侧视野，那他就无法用言语描述。由此，斯佩里得出结论说：具有言语功能的左半脑起着“解释者”的作用，“只有这个半脑拥有高级意识，另外一个半脑虽然具有各种技能，但没有真正的意识”⑧。这就意味着语言对于人的意识的重要性，若失去言语作用，单纯的行为语言记忆也只能无声无息地沉淀在潜意识中。同样，弗洛姆也指出语言与人的意识密切关联，他认为：“语言通过它的词汇、语法和句法，通过囿定在其中的整个精神来决定哪些经验能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⑨行为语言需要与普通语言相结合，受到语言概念的吸纳、凝聚和塑形，才构成明确的意识。但是，行为语言记忆毕竟是语言，即便处身潜意识，它仍然具有自己的语言结构。这些沉积于人的内心的行为语言，不仅构成个体潜意识，而且由于它是在社会群体中共同形成的，是相互效仿的结果，具有共享性和普遍可传达性，因而，也就是特定社会群体的共同语言，并构成了这一社会群体的集体无意识。我们所说的“直觉”能力，其实就是对行为语言的把握能力，是从人的行为中直接看出行为的意义，它不需经过语言概念，也不需经过意识并做出思考和判断，就已经了解对象。因此，我们所说的认识过程“由感性上升为理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潜意识的直觉向语言意识过渡，是语言介入和整理的过程，它将潜意识的行为语言翻译为普通语言，并用语言逻辑做梳理和再造，使其变得有条理、明晰，但也因被语言过滤而变得贫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