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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向何种语言? 什维亚的自我虚构导致对世界本身的质疑：现实是什么?该如何描述现实?叙述者认为我们所惯常认为的现实是我们的思维制造的效果，而真正的现实本身却在这种虚构的炮制中隐而不现。“我们的现实完全被语言所发明[……]并被经验所肯定[……]但经验是虚伪的，因为它也不过是一个事实或一种语言的效果。如果死亡是唯一的现实，那么只有它能够摆脱言语，而其余剩下的，包括我们在内，不过是虚构的作者和人物?”(47)。作者指出了现代文明重负下对现实的感知模式。我们身处一个由文字、图像和符号组成的世界中，满是对世界的再现和阐释。现代人自出生起就浸淫在这个符号的世界中，对现实的感知很多来源于对符号的感知，再现的世界反过来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方式。于是日常经验只不过一再验证了再现的世界。什维亚对我们身处的经验世界再次提出了本体论上的问题：经验是否真实?是否有效?是否和符号一样只是臆想的产物，并被语言的幻觉所笼罩? 除了被文化和经验所限定的现实，我们该如何找到生存的维度?什维亚将创造的希望寄托在语言上，但并非用语言去描述那个已经被限定的现实，而是用语言重新创造一个现实，“用语言对一个可能的生活进行肯定，这个生活超越了所有的偶然性和物理法则”(252)。语言是编制谎言和幻象的工具，但也是创造新现实的途径，它在经验的现实和理想的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奶酪花菜和杏仁鳟鱼之间有一个世界，这是人类倾其所有所建立的一个世界，让它适于居住”(33)。这是人类赖以“诗意地栖居”的文字乌托邦，叙述者“天真地梦想被放逐在美丽的乌托邦世界里”(27)。如果说语言并不单纯是再现的工具，它是存在的物质性的一部分，那么如何找到一种适合的语言，只展现自己的物质性，即语词本身?通过寻找语言的物质性来通达存在，进而通达自我，成为这部小说，甚至什维亚所有小说的出发点。 叙述者所找到的语言也是作家什维亚所独有的语言。一种杂乱、异质、磅礴、多维度的语言；一种不断向前、急速滚动的语言；一种如洪水一样喷涌、不可遏制的语言；一种急促不安、妄图囊括一切片段的语言；一种“无尽的在流动中的散文”(136)。各种存在的片段随时涌来，成为漂浮的所指，它们很难被集中在一个方向，体现了生存的混沌状态。叙述者一的叙事更多是毫无关系的话语片段的填充，叙述者二的叙事则是逃亡的叙事，人物的逃亡，动物的逃亡，语言的逃亡，毫无方向，一个接一个，不断向前。作者企图用语词来填充时间，造成存在的绵延感，并在空间中并置所有琐碎的物象，构筑一个微小而全的世界。什维亚的语言同时用时间和空间搭建一个存在的舞台，创造一个微型的在生成中的宇宙。用这样的语言所书写的虚构已不再是对任何一种现实的再现，它本身成为存在的一部分。以语词的多维应对存在的多维，以语词的无所指来应对存在的无所依，用朱尔德的话来说，“以执行的速度为代价，我们可以通过重复言说来达到言说的强度，通过数量来达到质量。[……]在语词的多和重复中寻找存在的一”(Jourde，“L'  anthume d' Eric Chevillard” 273)。我们无法确定语言最后会落在哪里，重要的是语言不断向前，不断凝聚所有的片段，让它们围绕在无意义的周围，如同奶酪花菜一样“吸收所有它所接触到的东西，直到分子的完全融合”(L' Auteur et moi 256)。正是在吸纳和向前的过程中，生存展现出它全部的实在性，并和语词的物质性合二为一。但是，什维亚的语言不尽然是持续向前，它同时也是断裂的。叙述者二提出有两种断裂，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突然的。自然的断裂出现在具有现实主义幻觉的文学作品中，这些作品尽量构造一个符合现实和逻辑的世界，但并不代表没有断裂。叙事的断裂更多来自现实的断裂，而现实主义企图用幻觉来掩盖现实的断裂。还有一种文本是故意为之的断裂。这种断裂有一种“突然、倏忽的特征，使它更加容易被感觉到。断裂、破碎、持续性的消解”(189)。突然的断裂具有惊愕的效果，让我们看到原本看不到的实在。现实的幻觉被打破，存在的真相被推到面前，逼迫我们直视视而不见的断裂。《作者与我》全篇不分章，一气呵成，但是词语流所构成的假象并不能掩盖词和词之间的断裂。比如以下这段：“请说谋杀，因为你不知道枣这个词。因为呼啦这个词在你嘴里是个嗝。请说谋杀，正如你用你那昆虫的语言说的嗞嗞嗞。但是应该说快感，睡衣，丁香，咏叹调，机械或蔚蓝。应该最后一次说自行车”(42)。词语的叠加并不遵从任何逻辑，重要的是快，在语词落地生成意义之前被接住，一个接一个如分隔的珠子一样被串在一起。如此这般的断裂以迅猛的速度砸向读者的神经，语词的断裂扯开了断裂的现实。 以上这个例子不光是现实的断裂，同时体现了逻辑的断裂。什维亚在本书中继续声讨惯常的逻辑，破坏逻辑赖以存在的幻觉，即语言本身。叙述者在小说一开始便说：“为了引导和加快叙事，他打算进行谵妄的加速，他喜欢将逻辑的话语推向极致，因此远远超越了理性停止的地方，理性是如此智慧、谨慎、无聊、庸俗”(7)。在作者看来，打破逻辑的方法并不是故意建立某种非逻辑来和逻辑对立。什维亚在一篇访谈中说，“我并不放弃逻辑的方法，但我穷尽它。我掘取所有的后果和效果。但我稍稍一夸张，怪异的效果就产生了。这证明怪异已经隐含在逻辑所能到达的最初的解决方案中，我们的理性又顽强地对此进行重复。一切事情的荒诞性就是从如此的清醒中来的。任何事情都是荒诞的，因为只需要一点东西就使它变成别的”(“Ecrire pour contre attaquer” 330)。他顺从逻辑的思路，将它推向极致，逻辑突然调转了方向，暴露了自身的虚妄，成为自身的对立面。作者像拆解自我和现实一般，用同样自相矛盾的方法消解理性。重要的是速度，用快速的话语链堆积似是而非的逻辑。语言的非逻辑是为了言说存在的混沌。它只能抓住虚妄的不存在，却无法达到不在场的存在。于是，只剩下言说，自我本身归结为言说的动作。话语的物质性、言说的动作和存在三者融为一体，成为作者新的生命体验。 什维亚的语言最后还包含了反讽。反讽是什维亚喜欢的风格，是他的利器，也是他的身份。在《作者与我》中，叙述者二将叙述者一的一篇有关反讽的文章原封不动地抄了下来。在这篇文章中，叙述者一一再声称自己的文章没有半点反讽的意思。他例数反讽的种种罪状：卖弄智巧，道德上的懦弱，冷漠等等。叙述者说：“我的书中没有半点反讽。一切都打上了真实、真诚和情感的烙印。[……]当我说白色，就是指白色，当我说猫，就是指猫。[……]我希望所有的白纸黑字都只有字面上的意思”(L' Auteur et moi 245-43)。这里涉及反讽的双重语义：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反讽者说的是一回事，表达的是另一回事。叙述者通过否认自己的语言具有双重含义来否认自己具有反讽的风格。读者明白叙述者在否定反讽的时候仍然在使用反讽的手法。什维亚的叙述者并不仅仅具有反讽的意图，他的语言更是打上了多重语义的烙印。“作者是硕果累累的多义女神的朋友”(251)，叙述者在讲到奶酪花菜的意义时说。多义，因为语言难以进行一对一的表意，词语很多，意义却空缺。于是，所有的词语都想指向一个意义，但最后却什么都指向不了。多义，是存在的高度真实，却也是存在的无奈。作者既嘲讽了忠实的再现，指出词和物之间的完全对接是不可能的，又表达了统一词和意义的愿望。词语的乌托邦不单是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的理想世界，也应该是实现整一存在的途径。反讽不再是单纯的嘲讽或卖弄，而是表达了对透明存在的向往。“正是在同时无用但必要的对本体的永恒追问过程中产生了反讽”(Bessard-Banquy 253)，旁吉如此评价什维亚的反讽艺术。 什维亚在《作者与我》中探讨了作者和自我、自我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如同在什维亚很多其他同类题材的小说中一样，作家总是以自我分裂、似是而非的面目出现。与一个无法控制人物和叙事走向、深陷在词语流中的作者对应的是一个空洞的、分裂的、没有重心的自我形象。多线的叙事层级和多声的话语环境勾勒出一个由众多话语碎片拼贴成的自我，由此作者对主体的坚实、甚至是在场提出了质疑。作者和自我不再是可被辨识的主体，他们的消解导致对现实本身的怀疑：由经验和语言肯定的现实是否存在?它会不会只是一种话语效果? 本体论上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家将其搁置起来，他不再执着地探讨在场与缺席、真实与虚妄的对立。他将注意力仅仅集中在语言物质性的延展中，通过建立语言的乌托邦来建立另一个生存维度。什维亚在《作者与我》中的语言如汹涌的洪水般喷涌而出，不断向前，裹挟着各种话语断片，围绕着一个空缺的意义不断言说。如此的语言不以再现为己任，不以逻辑为指向，只是单纯地言说。作者将语词视为存在的一部分，通过建构言语摸索存在。在言说的过程中，作者的自我一点一点地建构起来。但这个自我和通常意义上的自我很不一样：它不需要主体性，不需要回忆和念想，不需要心理和过往，甚至抛弃了自我虚构中的虚构成分。它只是一股话语流，随着话语的生成而生成，随着话语的消失而消失。话语在不断向前，自我便不断流动。自我不再需要被言说，自我即言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即言说的自我，“我”即作者。被消解的作者和我最后统合在语言中，这也应和了法国当代自我书写的趋势，即自我建构和书写过程的同一：“这首先是自我寻找的书写，正好像主体并不在书写的上游，它在当下考验自我，并在下游寻找自我”(Viart 1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