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消解“作者”与“我” 在一部带有自我虚构性质的作品中，什维亚将自我书写和作者形象的塑造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将“作者”和“我”并置在一起，什维亚将自我定位为一个作家，通过文本的进展来言说自我。“我”随着“作者”形象的建立而建立，随着“作者”形象的破坏而破坏。整部小说延续了《托马·彼拉斯特的遗作》中自我破坏和自我建构交替的主题。 作者形象的消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最主要的手段是文本的双重叙事：叙述者一企图建立作者的自我形象，而叙述者二则不断暗中破坏作者的自我书写。比如当叙述者一讲述了一件得意的事情，叙述者二便急忙对此事加以澄清，指出其谎言的性质，叙事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再比如对同一事件采取两种不同的视角，对作者自以为是的视角进行修正。叙述者二还经常使用戏仿的手法，模拟叙述者二的风格和观点，通过夸张的变形指出其风格的可笑和观点的荒谬。 消解作者的第二个方式是破坏作者作为文本主宰者的形象。首先间离作者和人物的关系。在经典小说中，作者是人物的创造者，人物妥帖地臣服于作者的控制，人物既是作者的工具，也是作者的表达。在什维亚的这部小说中，作者对人物始终怀有警惕的心理。在“敬告读者”中，作者一再和叙述者撇清关系，认为叙述者的立场并不能代替作者的立场，并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一再指出两者的差别。叙述者二说：“一个人物不受控制，如同一个暴露秘密的口误，如同一个不由自主的行为”(L' Auteur et moi 250)。人物如同作者的影子，暴露了作者的想法和情感。作者也许有意在叙事中掩盖自己的想法，但人物总会在不经意间揭开作者的面纱。作者对人物既抱有期待，又怀有警惕。什维亚这部小说中作者从一开始就希望和人物拉开关系，这份警觉不单是对叙事本身的警觉，也是作者对完全敞开自身的警觉。 除人物的不可控以外，还有叙事的不可控，这是消解作者的第三个方式。“元叙述者”在开场便说：“作者陷于虚构中，他被从桌子前拽起来，裹挟在从他平稳的手中迸射出来的词语流中，支离破碎，分崩离析，他紧紧地抓住他的句子，像一个落水的人抓住他的木板”(15)。这段话预示了叙述者一的叙事，正文围绕着一颗奶酪花菜展开各种话题，随心所欲，东拉西扯，并无中心可言。这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有结构有内容的叙事，而是失去了重心的话语碎片所组成的洪流。叙述者二的虚构稍微增添了几分故事情节，但同样呈现出失控的趋势。它讲述了一个叫布雷兹(Blaise)的杀人犯在逃亡过程中遇到了一只蚂蚁，他跟随蚂蚁的踪迹前进。整个叙事如同主人公的路线无章可循。很难说究竟是汹涌的话语流造成了叙事方向的迷失，还是叙事方向的缺失造成了话语的决堤。总之，失去中心，连绵不绝的话语流和失去方向，被偶然性原则支配的叙事共同指向一个无力控制文本的作者形象。作者作为文本结构的组织者和文本意义的给予者，其地位受到了动摇。和一个巴尔扎克式的、自信的、权威的、上帝般的作者形象相反，读者所面对的是一个被废黜的、迷茫的、失去把控的黄昏中的偶像。 和作者形象一同被破坏的还有自我的形象。在一部自我书写的作品中，真诚是首要原则，任何虚构的举动都会打破文本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之间的同一性。当自我虚构不再被遮遮掩掩，而是直接地、招摇地出现在读者视野中时，它揭示了一个现象：自我的再现出现了转变。当代小说似乎很难再以直接、透明、回忆式的、感伤主义的方式再现自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间接的、有距离感的、若即若离的、片段式的自我言说方式。我们既看到对制造“现实主义幻觉”的回避，对任何“再现”的不信任，也看到精神分析对主体意识的分层，以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对主体概念的排斥和消解(Viart 27-28)。萨洛特所说的“怀疑的时代”不仅是对小说幻觉的怀疑，也是对自我概念的全面怀疑。个人主义发展到近期进入“自恋”的阶段导致涌现了各种自我书写的文本，但这些文本透露出对自我的怀疑、戏谑、肢解和再拼接。“我”是文本所制造的一个视像，当视像被戳破时，后面什么都没有。《作者与我》走得更远，它提出了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形象背后有“真实的我”存在吗?“真实的我”会不会也是一种幻觉? 叙述者一的自我虚构始终围绕着奶酪花菜进行，过往的零星片段间或出现。我们很难通过话语片段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作者形象，唯一确定且重复出现的是花菜的形象。“我对花菜的厌恶成为我个性中唯一固定的点。[……]对我这个这么模糊、这么宽泛的人，我只能说那么多，只能理解那么多。我对花菜的厌恶成为坚实的、最不易碎的基础”(L' Auteur et moi 67-68)。花菜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所有关于自我的片段。它是信手拈来，并无根基，也无内涵的一个形象，它可被任何东西替代，如一条鱼，一个杏仁，一双鞋等。自我的所有根基建立在这个空洞的能指上，或者它所指的东西如它一般空洞，或者它并不指向任何可被命名的东西。前种情况说明自我本质的缺失，后种情况则揭示了自我的完全缺场。两者都勾勒了一个空洞的自我形象。“我”只存在于语言中，语言之外并无本体。关于自我的所有言说皆是语言围绕着一个缺席的所指的自我言说。在说到什维亚的书写时，朱尔德(Pierre Jourde)说：“这种书写制造我们所一直缺失的东西，我们的话语和文化花费大量时间来逃避，并让我们相信它们想让我们相信的这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个客体本身是隐藏着的他者”，“好像我们每次都在接近一个不稳定的综合体，这种炼丹术的产物不可描述，只能通过无尽的曲折”(“Les Petits Mondes à l' envers d' Eric Chevillard” 213-14)。什维亚尖锐地指出主体概念不过是文明的产物。 作者的消解和自我的消解相辅相成。自我的消解对现实的感知提出疑问，作者的消解对再现的能力提出质疑。当对现实的感知成问题时，任何再现都是话语的自我重复。当再现的能力出问题时，自我的轮廓更加难以界定。现实的溃败和叙事的失效取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经验，“整个世界轰然坍塌。人们的信仰，形成的梦想，坚持的原则，一切都破败，出现裂缝，消解，一切都倒塌了。花儿和蝴蝶有什么用?太阳是什么?”(L' Auteur et moi 22)。我们看到了什维亚一以贯之的破坏者形象：破坏经验，破坏语言，破坏逻辑，破坏文明……世界在作家反讽的笑声中化为乌有。如何在灰烬中重新叙事，重拾自我?什维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