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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线的叙事层级 这部小说有两条叙事线，一条是正文的叙述者，一条是注解的叙述者，我们将正文的叙述者称为叙述者一，将注解的叙述者称为叙述者二。从小说的“敬告读者”中可以看出，其实这两个叙述者是同一个人，他们都是另一个叙述者的变体，我们姑且将这个叙述者称为“元叙述者”。原因有二：1.两个叙述者都源自于他的自我裂变；2.他对自我的呈现始终折射了文本的运行。“元叙述者”是一位作家，“敬告读者”可以看做是他的写作宣言。这位作家决定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坚决地和他最新的小说中的叙述者拉开距离”(L' Auteur et moi，14)，他的方式是“每次合适的情况下亲自介入，冷静地、坚决地避免任何混淆”(14)。 这个例子从一开始就区分了作者和叙述者的差别，而对这个差别的辨识在自我书写的文本中尤为重要。通过叙事学的发展，今天的文学评论已经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写书的作者和故事的叙述者并不是同一个人，热耐特(Genette)在《辞书三》(Figure Ⅲ)中指出：“一个虚构叙事的叙事情境永远都不能归结为书写情境”(226)。有时叙述者明确具有和作者不同的身份，有时叙述者的身份并不明确，并带有作者的痕迹，我们所探讨的自我书写属于后一种情况。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自我书写的作者和叙述者是同一的，自传理论家勒杰内(Philippe Lejeune)认为在自传体中，作者、叙述者、人物三者是同一的，“文本内部的发话主体和被言说对象指向叙述者和人物；发话主体通过自传体契约指向位于作品边缘的作者的名字”(Lejeune 39)。但叙事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不管两者再怎么相似，都不具有相同的地位。从自我书写的角度来说，文本中的“我”(也就是叙述者)是一个虚构的主体，而作者的“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这种“本体”上的差异带来了一系列后续视角上的差异。自我虚构的盛行凸显了自我书写中经常被混淆的两个主体的差异。什维亚的《作者与我》用有意为之的分裂生动地呈现了自我书写中“我”的双重性。 正文带有叙述者一的自传体痕迹，他围绕着一盘奶酪花菜絮絮叨叨，东拉西扯，漫无边际地展开各种话题，中间穿插了一些过往的生平。读者无从考证叙述者生平的真伪，通过叙述者二的评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正文可以看做是叙述者一的自我虚构。叙述者二的功能是运用注解对正文进行评论，他总是无情地指出叙述者一的自我书写和现实并不吻合的成分，指出叙述者一并非百分之百是作者的再现。他将作者和叙述者的差异定义为“作者”和“人物”的差异，也就是说叙述者一是作者所塑造的一个人物。但是叙述者二并不完全依附于叙述者一的叙事而存在，他有自己的独立性。如果说注解一开始只局限于揭露正文的幻觉，越往后注解越僭越了正文的地位，它自身变成了正文。叙述者二在注解中讲述了自己的过往，而这些过往明显带有虚构的性质。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叙述者二作为自我书写幻觉的揭露者，毫无顾忌地进行了自我虚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文和注解构成了两个自我虚构叙事，一方面明目张胆地进行自我虚构，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揭露自我虚构，给整个文本打上了什维亚特有的精神分裂的气质。这种分裂在《托马·彼拉斯特的遗作》中欲说还休，因为两个叙述者是两个不同的人，在《作者与我》中因为两者身份的统一而使矛盾愈加鲜明。 作家什维亚的加入使本书的自我书写更加复杂。“敬告读者”的“元叙述者”指向现实中的什维亚：比如《杀死尼扎尔》(Démolir Nisard)，《迪诺·艾格》(Dino Egger)，《死亡让我感冒》(Mourrir m' enrhume)均为什维亚的作品名称；文中引用了《没有猩猩》(Sans l' orangoutan)和《英勇小裁缝》中的句子；叙述者二以什维亚的小说《红耳朵》(Oreille rouge)为原型进行二度创作；“元叙述者”的风格和创作理念与什维亚如出一辙。当一切都将“元叙述者”指向什维亚本人时，小说在不同层面打破了两者的同一性：“元叙述者”在小说中虚构了很多关于什维亚的事实，使什维亚的真实性受到怀疑。什维亚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作家或是文本虚构出来的一个形象?这一疑问在小说最后达到了顶峰：叙述者一偷了一颗花菜，被发现后被众人追赶。一个叫什维亚的人出现，抓住叙述者进行搜查。如果说对什维亚的身份的影射在一开始制造了自我书写的幻觉，那么在最后将什维亚作为人物引入虚构中，并和叙述者对立起来的做法打破了两者的同一，直指自我虚构的本质。 多维的叙事层级会带来身份上的混淆和叙事上的越级(métalepse)，“所有故事外的叙述者和读者进入故事内(或故事内的叙述者进入第二层故事内)或相反的情况[都可以被称为越级]”(Genette 244)。比如叙述者一和叙述者二讲述的不同故事中，两个人物之间因为奶酪花菜发生了身份上的混同；再如叙述者一和他创造的人物一起进行了一场真实的旅行；或者当“元叙述者”邀请读者翻到下一页时，小说也自动进入下一章，这个做法将虚构的文本和真实的文本混同起来，实际上是将叙述者和现实中的作者混同起来。这些不同做法不但在虚构内部实现了人物身份的混淆，也成功地模糊了虚构和现实间的界限。 多层级的叙事和层级间的越级造成了多维度的“我”的形象。但这种多维度并非纵向的维度，它并不预设一个单一的主体，并在主体内部自上而下，自表及里地制造不同的空间，从而形成一个深度主体的模式，自我书写在这种模式中遵循了追寻自我真实的经典路线。它虽然打破了扁平性格的藩篱，塑造了一个具有多重侧面、复杂人格的主体形象，但它层层递进，追求心理本质的做法仍然无法摆脱单一主体的范式。什维亚的反讽在于，他将纵向的多维度变成了横向的多维度，主体不是一个不断被挖掘的过程，而是众多话语并置的结果。他并不产生于结构分明的体系中，而是生发于多重话语共鸣的间隙里。他不是被塑造的人物，而是被言说的对象。如此被言说的对象不再是单一主体，他是被多重话语共同炮制的复杂的多重主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