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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惯常说的“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包含着很大误解。深入地看，矛盾根源于生命欲望与社会规约间的冲突：欲望迫切地追求自身的满足，按照自然的方式去寻找快乐；而社会规约却告诫他，必须遵循社会认可的方式，这会限制他直接实现自己的欲望。这种由社会规约塑造而成的、对于人应该如何行事的意识，即人们所说的“理智”；对生命欲望与社会规约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内在紧张的体验，就产生了情感。这种矛盾在托尔斯泰笔下得到生动的展现。第一次出现在姑妈家的涅赫柳多夫是一位对爱情有着朦胧向往的青年。贵族家庭的教养和校园生活的规训，使得他举止优雅、文质彬彬。重访姑妈庄园时，他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是位军官了。大都市的骄奢淫逸和军旅的放荡无羁又养成他另一种行为方式。在他内心存在着两套相互抵牾的规约和两套行为语言，并且原有的规约已经成为对过去的隐约记忆。当再次面对卡秋莎，那位纯洁、童真的姑娘不能不重新唤醒他对过去那个自我的回忆，令他内心充满矛盾：“涅赫柳多夫像所有人一样，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是精神上的人，这个人寻求的是给别人也带来幸福的那种幸福。还有一个是动物的人，这个人寻求的只是自己个人的幸福，为了这种幸福，他随时可以牺牲天下所有人的幸福。彼得堡生活和军队生活唤起了他心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在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疯狂时期，他身上的这个动物的人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完全压制了精神的人。但是见到卡秋莎后，他又产生了昔日对卡秋莎的那种感情，这时候精神的人抬起头来，声明自己的权利。在复活节前这两天中，在涅赫柳多夫身上一刻不停地进行着他本人也未意识到的内心斗争。”(13)面对不同的场域和情境，人享有不同的社会规约，由此造成内心冲突，造成风格迥异又集于一身的行为，显现出人的性格的丰富性和多面性。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不仅把人的心理冲突展示得极其真切、细腻，而且对矛盾形成的根源做出了富有说服力的阐释，塑造出福斯特所说的“圆形人物”。 由于人的行为语言是在社会生活活动中习得的，因此，与行为语言紧紧依附在一起的社会规约也在此过程中习得了。社会规约持存在文化传统之中，持存在日常生活之中，它处在文化传统与日常交往的交集地。如果说，文化传统维护着社会规约的稳定性，那么，日常交往方式的变动则促使社会规约发生蜕变。社会规约既受制于社会意识形态，体现着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就是通过暗中操控社会规约，稳固或改变人的行为方式，稳固或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同时，稳固或改变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行为语言的变化，往往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变革引起社会规约被改写的结果，因此，人的行为语言里有特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印痕。阿尔都塞指出，人的观念即人的物质的行为，它是受到意识形态机器规训的(14)。如果更具体地看，意识形态正是渗透于社会规约之中，以此来规训、控制人的行为并调节社会关系的。“意义是一种社会行为，受社会结构的制约。我们的表达习惯是指与我们自身相似的人群的表达习惯，而这群人则是定义我们符号社会的参考群体。”(15)这种对行为的制约是一种不留痕迹、深入骨髓的掌控，较之于通过话语来宣传意识形态，它有着不可比拟的巨大力量。 如今，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正在促使社会规约发生重大蜕变。一是金钱，二是互联网。这两个因素都具有吉登斯所说的巨大的“脱域”功能。金钱作为一种时空延伸的工具，将人从直接的物质交换活动中解脱出来，从对土地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使社会分工有了可能，使城市得以集聚和扩张，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也导致原有规约解体和新的社会规约重新确立。比较而言，互联网的脱域功能更强大，对社会交往关系的改变更迅速和彻底。金钱仅仅从物质交换角度入手来变更人际交往，一步步地向各个领域渐次拓展这种变化；而互联网则直接从人际关系入手，全面进入所有社会领域，迅速更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除人与人的直接交往，以间接的乃至虚拟的交往来替代，这将在短时期内扼断对传统的承袭，摧毁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规约，重组社会结构和秩序。这种变化也将彻底动摇意识形态对社会行为及社会规约的操控，反过来将产生出新的意识形态。 文学写作当中一个极其重要而艰难的过程，就是把行为语言转换为言语行为，把非概念语言转换为概念语言。这两者分处于潜意识和意识中，既相通相连，又存在不可通约性。言语行为在生动描摹人之行为的同时，总是无法克服语言自身的限度。康纳顿就把人的行为纳入“体化(incorporating)实践”，以此同作为“刻写(inscribing)实践”的语言符号相区别，并认为符号不能完全替代身体行为。“有意义的实践并不与符号相合；意义不能被简化为存在于身体活动范围之外，属于另一个‘层面’的符号。习惯是一种知识，是手和身体的记忆；在培养习惯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的身体在‘理解’。”(16)然而，作家的写作却无法绕过这一转换过程，作家必须把这种潜在语言转换为普通语言，同时，又能引导读者在阅读中重新触发对行为语言的记忆。文学语言的生动性、深刻性，就取决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召唤人重新返归行为语言，了解行为规约。文学作品描绘人物个性是否鲜明、典型，就取决于如何揭示个体独特的行为语言。但是，这种转换翻译常常难以找到适切的语言对等物，难以找到沟通桥梁，以致无法“言说”。这就是语言的困境和痛苦：“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7) 文学写作必须挑战这一困境。马尔库塞说：“艺术，在其最基本的层次上，就是回忆：它欲求达到一种前概念的经验和理解。而这些前概念的东西，又都再现于或相悖于经验和理解的社会功用的框架，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相悖于工具主义的理性和感性。”(18)这种“前概念的经验和理解”正是行为语言记忆。人通过前概念的行为直接和世界相关联，既经验了世界，理解了世界，又构建了自己的内在心灵。行为语言最为鲜活地展示着人的内外两个世界，文学不得不以言语行为来召唤这种前概念的行为语言。于是，当作家在转换过程中遭遇困难，以致无法对等地把行为语言直接翻译为言语行为，他所做的唯一选择，就是强化言语表达过程中的“言外行为”，即一种非措辞、非概念的言语行为，迂回溯之，以此来暗示、逗引、诱发潜意识中积蓄的行为语言。这种言外行为实即“言语建构行为”，它以自身独特的方式调动人的想象，唤醒人对行为语言的记忆，并在双方相互交织中构建一个虚拟的活动世界。譬如隐喻常常以既言此又言彼、既非此又非彼的言语策略来造成内在紧张，激发人的想象，顿时击穿意识与潜意识间的隔膜，借此来诱引、召唤沉积于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并在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间造成回响。在言语行为中仍然残留着许多身体行为的印记，语言的旋律、节奏、语调、语气、色彩、质感、结构而非语言概念，同行为语言有着最直接的关联，甚至原本就扎根于行为语言中，因而，对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具有巨大的激发作用，也更容易产生共鸣。文学创作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这一转换过程，在于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间所构成的张力，在于言语行为对激发行为语言记忆所具有的冲击力，它使人在瞬息间意识到原本模糊、朦胧的潜意识内容，将那些隐蔽在心灵深处的奥秘揭示出来，深深地撼动人的灵魂乃至身体。 哈布瓦赫曾研究失语症与记忆的关系。他认为，失语症会造成记忆减缩，以致无法向他人成功地传达有关过去的详细看法。在症状稍轻的失语症病例中，患者因缺乏语词而不能讲述他的过去，而且对时间、地点、人物可能只保留了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其原因在于，失语症患者失去了语言能力，也就失去了以集体记忆的框架去回忆过去的能力，因为“言语的习俗构成了集体记忆最基本同时又是最稳定的框架”(19)。这就是说，没有语言，就无法唤醒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无法显现人关于过去的记忆。只有在言语行为中给行为语言记忆赋形、定格，行为语言记忆才能明晰地在意识中浮现，并得以言说。这期间，言语习俗或惯例则是不可或缺的记忆框架。从这个角度说，文学写作就是一个运用言语行为给行为语言记忆重新塑形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语词、语句不只是一个诱因，在它激发出行为语言的记忆之后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而是与行为语言相互交织、交相发明、交互推进和深化。言语行为起着逗引、激发、组织、塑形、拓展和深化的作用；行为语言则与之相互呼应，反过来又为言语活动注入丰满的形象性和感性内涵以及新生机、新动力，共同创造充满生命活力的世界。可以说，人的想象就是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相交集的领地，而人们所说的“形象思维”正是两种语言、两种行为相协同、相融合又始终存在无法消弭的紧张的心理过程。这已经不再是对原有行为语言记忆的简单复现，而是重新发现和重新组织，行为语言业已受到叙述结构的再造而整合为连贯的形式，受到语词的吸引而凝结为莹洁的晶体，并以新的方式相互映照、相互融合，因而生成了全新的境界和意义，焕发出奇光异彩。如果说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言语行为与人的现实行为相互交织交缠，共同构建着人的生活世界，并且由于人的现实行为的有限性，这个世界只能是特定的有限世界，那么，在文学活动中，潜意识中积蓄的行为语言记忆是无限的，它随言语行为的激发方式和强度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程度的调动，而且并不局限于原有记忆。作为一种行为之语言，它完全可以重新组合和建构，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和可能性，并因此构建一个开放的虚构世界，一个昭示着人的内心和外部的虚构世界。这个由行为语言参与构建的虚构世界，也因此体现着人的情感性和生命性，闪耀着人性的光芒。也因如此，相对于日常语言，文学语言往往有着明显的暗示性、包容性和丰富性。 萨丕尔说：“可以把语言看成一架乐器，能奏出不同高度的心灵活动。语言的流动不只和意识的内在内容相平行，并且是在不同的水平面上和它平行的，这水平面可以低到个别印象所占据的心理状态，也可以高到注意焦点里只有抽象的概念和它们的关系的心理状态……语言只有外在的形式是不变的；它的内在意义，它的心灵价值或强度，随着注意或心灵选择的方向而自由变化，不消说还随着心灵的一般发展而自由变化。”(20)语言同时可以奏出高低各种声部，它虽然无法舍弃概念，总是和概念牵连在一起，却又能超出概念，深入到非概念的潜意识领域，深入到内心的个别印象，调动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记忆。我们所说的“语言韵味”，往往就栖息在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的交接部，是双方的共鸣和交响。它离不开语言又不止于语言，扎根于行为语言记忆又不止于记忆。这种能被意识所感知却又说不明白的“言外之意”，正是由言语行为所激发和照亮的行为语言记忆。由于它本身不是言语行为，因而不能被语言明确地表达；又因它不仅仅是行为语言记忆，而是受到了言语行为的启发，因而才能被意识所感知。当言语行为构筑起一个语义空间，它就为行为语言的出场提供了机缘，与此同时，行为语言则赋予言语行为以光晕和韵味，使它更为充实、丰盈、生动。但是，一旦语言陷入习惯化、自动化、逻辑化，它也就径自流逝而忘却潜意识中的行为语言，更丧失了激发行为语言记忆的能力，退化为枯瘦干瘪的概念运作了。 人对世界的感知方式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整体性，即总是在整体情境中感知对象；二是选择性，即把注意力聚焦于某一对象，其余则作为背景，构成前景/背景关系；三是可转换性，当注意焦点转向另一对象，前景与背景关系就会重新组织。人与语言的关系同样如此。言语行为是运用语言概念的行为，它依赖于概念，离不开概念，却又不止于概念，语言概念并不能穷尽它，在语言的能指层面还存在着诸如旋律、节奏、声韵、质感、语气、语调等感性因素，它们都不能为概念所涵括，因此，言语行为是具有“厚度”的独特现象。而旋律、节奏等感性因素恰恰也是行为语言所共有的，是为言语行为和行为语言所共享的。在言语指涉行为中，我们着重关注语言概念，突出概念的作用，通过概念来区分对象、识别对象，发现对象的各种特征，了解其内涵，从而认识对象，而旋律、节奏、声韵、语调等感性因素仍然隐蔽在背景中，只能起着辅助性作用。言语建构行为则不同，它是语言整体的活跃状态，并因其整体性和动态，概念的边界被软化和撑破了，概念的地位被弱化了，而旋律、节奏、声韵、语调等感性因素被凸显出来，这同时也就触及了行为语言记忆，并通过这些天然的纽带，将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交织、交融在一起，将意识与潜意识相互沟通，反过来也赋予言语行为以活力和丰厚的涵义。在言语建构过程中，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是相互应和、相互生成、相互融合的，它们相聚合于人的想象之中。言语行为提升了行为语言，以意识照亮行为语言，赋予行为语言以明晰性，使人的行为不仅作为人的体验对象，而且成为可观照、可反思的对象。这不仅把个人的朦胧感觉表达出来，使那些无声无息的记忆找到了名字和定义，而且让原本沉潜着却又不时折磨着人的痛苦经验找到宣泄的出口，甚至让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共同的悲剧经历得到表述。而行为语言在充实言语行为、强化言语行为的整体性和流动性的同时，也将自身的生命气息和表演天赋交付给言语行为，双方协同共创一个真切、丰美、生动的世界，一个可以栖居的真正属人的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