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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似非而是的平行与似是而非的平行：中西文论间暗昧地带的辨析 或许有人会说，其实中国古代文论亦不乏说明性的批评，不无分析、归纳等方式。由表面观之的确如此，但深而究之则中国古代文论即便是论说性的文字却仍与西方分析性的批评有着本质的不同。 譬如叶燮《原诗》论杜甫“碧瓦初寒外”、“月傍九霄多”、“晨钟云外湿”、“高城秋自落”[31]30-32；吴淇《六朝选诗定论》论陶潜《饮酒》其五；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论杜甫《春望》；等等。因上述批评篇幅较长，兹且录一段，以见其神貌： 如玄元皇帝庙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论之：言乎外，与内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内外界乎？将碧瓦之外，无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气也。是气也，尽宇宙之内，无处不充塞，而碧瓦独居其外，寒气独盘踞于碧瓦之内乎？寒而曰初，将严寒或不如是乎？初寒无象无形，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辩，恐至此亦穷矣。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想象之表，竟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实相发之。有中间，有边际，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当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31]30-31 叶燮将一句杜诗的多重复义娓娓道来，将寥寥五字带给读者的审美体验细腻辨出，甚至颇有欧美新批评的细读功力。然而从根本上说，它仍然不出平行性的范围。首先，叶燮认为“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想象之表”，意味着他并不相信诗有某种“逻辑的结构”可以切入地剖析。其次，叶燮说“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表明他想尽力保留这句诗所给予读者的直觉的、浑然的、形象的、具体的审美经验，因之平行地去迹近、逗引这句诗的艺术性真谛，而并不从抽象的理路和有限的言筌去切入分析。再次，叶燮使用的是疑问句，这透露出了他的批评姿态、态度与精神价值取向，即对诗作的尊重及与读者的对话，所以他想最大限度地存留诗句审美呈现的完整性与生命性，这无疑源自于平行的态度。对此叶维廉先生指出：“疑问句的分析方法，与凶巴巴而来的权威性的肯定句的分析是不同的：疑问句有待读者的点头，叶燮把心感活动非常技巧地还给读者；在后者的情况下，一切要听批评家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叶燮给了我们非常有效的说明性的批评而无碍于美感经验呈示之完整，这正是由于他了解到诗的‘机心’，‘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辩，恐至此亦穷矣’。而缺乏了这种基本的顾虑的批评家，必将诗分割到无可辨认而后已。”[5]8换言之，叶燮不是通过擘肌分理的解剖臻于诗之三昧境地，相反，叶燮的细读与分析其实源自于并最终指向平行。 西方文论偶尔也会出现疑似平行性的特征。例如柏拉图的摹仿说看似也承认理念世界、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平行关系，尤其“影子的影子”之喻更增添了平行的效果。然而这三者的平行其实从根本上显示了理念对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穿透与切入：理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都依存于理念。在这里，“摹仿”的目的和功能并不是趋近、类同或合一，而是划分、区隔与远离，并使理念、现实、艺术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明晰，使真理和艺术隔得越来越远。因此，这是一种伪平行，也就是说，它以看似平行的方式更好地完成了切入，平行只是其逻辑分析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透露的仍然是浓郁的理性主义精神。 再如以人喻文，即将文章比作人体。朗吉努斯《论崇高》云：“在使文章达到崇高的诸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莫如各部分彼此配合的结构。正如在人体，没有一个部分可以离开其他部分而独自有其价值的。但是所有部分彼此配合则构成了一个尽善尽美的有机体。”[42]柯勒律治说：“诗的精神同一切其他生命能力一样……必须得到具体体现从而展示自己；但既为生命体，就必定有组织——何为组织？这岂不就是部分与整体相连，因而各个部分都集目的和手段于一身了吗！”[43]这些比喻看似和中国古代文论最喜用的以人比文极为相近，但实际上仍然貌同心异。第一，它往往更多的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和论证技巧出现，是非常严谨的“始、叙、证、辩、结”修辞法则和论证逻辑中的一环。第二，它从根本上将人与文看成是异质的，而非同质合一的，这表明了与中国古代文论迥异的批评态度和价值取向。西方文论的以人喻文更像是人体在X光下的透视与显影，是各要素各部分如同精密仪器般的有序结构；中国古代文论的以人喻文则是将动物、植物、人体、文章等平行世界氤氲得浑然一体，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万品”全都晕染在一起。一如李渔所言：“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33]4中西文论视域下的“以人喻文”便似有化生全形与逐段滋生之别。第三，这两种比喻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评价态度，其一是人与“万品”的平行并立，其一是人对“万品”的俯视与剖析，在前者，人的生命与身体结构着文论的思维，在后者，工具理性的分析控制着人的生命、解剖着人的身体。因而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在西方，那些把文章比作人体的文学批评大多“不过是偶然的比喻，信手拈来，随意放下，并未沁透西洋文人的意识，成为普遍的假设和专门的术语”[1]320，文和人永远是分立的、异质的二元。 所以，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切入性特征是似非而是的平行，熏陶着它的依然是平行的精神；西方文论中的平行则是似是而非的平行，是为了切入，是剖析的工具。 概言之，平行性特征是中国古代文论所固有的根本特征，它内在隐藏着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精神价值取向，亦即将文学视为与人并立的有生命的整体，而不是分析解剖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平行性，正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精神之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