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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明代邓云霄《冷邸小言》有： 问：“诗何谓真‘丽’？” 曰：“‘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 问：“何谓真‘壮’？” 曰：“‘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如此类推，可得其解。”[20] 当邓云霄要解释“丽”和“壮”的意境时，并没有直接分析，而是各用两联诗句来烘托，让人从诗境中去体认相应的审美体验与风格特征。在这里，范畴与诗句是平行的，是可以互释的，范畴概括并标示了诗句的意境风格，诗句又诠释了范畴的诗意内核。汪涌豪先生指出：“古人一定觉得，这样形象生动的表述很适合范畴内涵的传达，而且，因其形象生动，这种内涵还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它原有的气足神完。”[21]“气足神完”正赖平行而得以存在。 批评如是，批评之批评亦如是。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 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22]7 近人陶明濬《诗说杂记》卷七则释曰： 何谓高？凌青云而直上，浮灏气之清英是也。何谓古？金薤琳琅，黼黻溢目者是也。何谓深？盤谷狮林，隐翳幽奥者是也。何谓远？沧溟万顷，飞鸟决眦者是也。何谓长？重江东注，千流万转者是也。何谓雄浑？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者是也。何谓飘逸？秋天闲静，孤云一鹤者是也。何谓悲壮？笳拍铙歌，酣畅猛起者是也。何谓凄婉？丝哀竹滥，如怨如慕者是也。[22]7 关于诗之九品，严羽只给出了寥寥数语，但当陶明濬来阐释时，并不单刀直入地分析，而是用意象、意境间接地描绘、比拟、象征，让人从“荒荒油云，寥寥长风”中体会“何谓雄浑”，从“盤谷狮林，隐翳幽奥”中体会“何谓远”，而这二者实际上是平行的。“笳拍铙歌，酣畅猛起”的意境与“悲壮”的意境是平行的，“沧溟万顷，飞鸟决眦”的意境与“远”的意境是平行的。换言之，当古代文论家需要阐述“何谓X”时，并不是从与X相交的Y切入分析，而是通过与X平行的X’来暗示，其所依据的正是由平行性所蕴含的相似、同质、同构与共振。因此，由X’及于X，本质上乃是一种自我指涉。 (三)平行蒙太奇①——由彼及此的类比 类比是原始时代的典型思维方式，一如维科所指出的那样：“人在无知中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23]201，亦即以己度物和后来的取物喻人。 在文论领域，严格意义上的类比不仅仅是比喻、取象或拟人，而在于当需要论证A如何时，并不从A自身的逻辑着手，而是先指明B即如是，然后便得出A亦如是。因此，这里有一个隐含的逻辑——A和B之间是类比的、平行的关系。只有当A与B平行时，由一个现象或规律于B成立，才能推出这一现象或规律于A也同样成立。这实际上是一种类比论证。譬如董仲舒在论证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时，并不像孟子或荀子那样，从性善或性恶的逻辑起点开始进行推理，而是认为自然宇宙中天尊地卑，那么人类社会中便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是在用自然宇宙来论证人伦秩序，同时也为自然宇宙赋予了人伦意味，天与人是平行的、相互感应的。 刘勰也常常以自然来论证文学，直接以自然作为文学的依据。当他需要论证文学如何时，不是从文学本身来进行分析，而是认为自然如何，那么文学就如何，将自然的规则平行地移入文学中。他通过“道法自然”这一逻辑，通过骈文这一形式，完美而精致地把自然世界和文学世界并列起来，形成“自然—文学”的平行蒙太奇。 例如，当刘勰探讨文学本质问题，亦即“人之文”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人之文”与“道”的关系时，是通过自然来平行类比论证的。《文心雕龙·原道》开篇便讲：“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3]1日月山川是天地之文，天地通过日月山川来显现道，这是自然之道。接着，在由天与地共同构成的平行结构中，作为天地之心的人于其间“仰观吐曜，俯察含章”，刘勰指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也就是说，人用“文”、用“言”来显示道，语言、文学即是人类言说、表现道的独特符号，而这一过程是自然而然的，一如天地用日月山川来显现道，所以仍是自然之道，此即文学的本质。随后，刘勰又突然将镜头拉远，形成一个大全景，他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刘勰利用骈偶构成自然与人为的平行对比，一会儿认为“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有逾”、“无待”强调自然之美；一会儿认为“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调如”、“和若”又以人为之美作为标准。在几个特写之后，刘勰依然强调“夫岂外饰，盖自然耳”、“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无论是动物的纹理色彩，还是云霞草木，无论是风林，还是泉石，它们都通过自身的文采来表现“道”，那么，“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人之文更属自然而然、理所当然。所以接下来，刘勰便梳理了一部从伏羲到孔子的、简明而璀璨的中华文明史，得出结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而刘勰之所以弘扬人文，正以“自然之道”、“道法自然”作为逻辑论证的终极依据。在刘勰看来，人文与自然之文乃是平行的，由自然如是能直接推理出人文如是。 再如，当刘勰要论证“丽辞”的合理性时，仍然以自然作为依据，诉诸自然与文学的平行性，认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13]588既然自然界中事物必双，那么文辞便自然成对。刘勰并不从文学作品本身着手去分析丽辞的依据，而是认为骈俪的现象与规律在自然界中成立，那么在文学上便同样也成立。 换言之，在刘勰这里，自然与文学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关系，而是一种必然性推理，由自然可以直接推出文学，自然可以直接作为文学的依据，二者之间是平行的。唯有当自然与文学平行时，由自然如何推出文学如何才是有效的、合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