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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迂回与进入——庄子的寓言 庄子自道其言说方式为：“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24]947寓言其实是庄子为了避开语言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话语策略，即“藉外论之”。例如，当庄子要表达“言不尽意”之义时，除了使用一些充满相对性和反讽性的语句来达到语意的深处之外，点睛之笔便是寓言：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24]490-491 借儒家圣贤君子系统中的“桓公”(庄子虽未言“齐”，但他利用人们惯常的前理解，欲盖弥彰地影射出了“齐”。“齐”虽不在场，而“桓”乃良谥，仍是儒家式的贤君)和虚构的神乎其技的“轮扁”，庄子设计了一个与社会历史相平行的寓言世界，用迂回的方式使话语与现实拉开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接着，庄子进行了“倒置”——由满口道家话语的轮扁来教育儒家系统内的桓公，通过这个“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故事间接地暗示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的道理，由此实现言说策略的有效性，由平行的寓言表征出隐藏的意义。 弗朗索瓦·于连认为：“言语的一切间接迂回使我们达到了实在的根本。”[25]在我们看来，平行即是一种间接的迂回，它通过寓言、隐喻、形象、类比等与言说对象以及要表达的内容拉开距离，使人能够由此及彼地推想、体认、领悟；但同时它又能够比用因果逻辑、条分缕析、理论建构等来直接切入取得更加意想不到的效果。 (五)散漫的话话——影子的诗性平行 当中国古代文论与其对象平行时，就必然沾染上其对象亦即文学本身的特点，如诗性、散漫，形成一种同质关系。如果借用柏拉图的比喻，中国古代文论即是与文学平行的影子，它在平行中“摹仿”文学本身的诗性。 这种平行的方式由来已久。孔子自称“述而不作”[26]153，于是人们只能从《论语》所记载的他与弟子之间的交谈对话、行为举止来理解和把握孔子。孔子实际上摹仿了天： 子曰：“予欲无言。” 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6]464 换言之，孔子是从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运行中体悟到“性”与“天道”的。这恰恰和人们从《论语》记载的零散言行来理解孔子是一样的。或者说，孔子自我呈现的方式摹仿了天的自我呈现方式，二者是平行的。宇文所安认为：“《论语》这样的著作恰当和真实地把‘善’展现为一个真正善良的人的随时随地地样子。从表面看，它必然是破碎的、不连贯的，其整体性只能到那个作出具体言行的人的内心中去寻找。”[27]一如天的完整性要通过时序更替、万物生长的那种鲜活的零散体现出来一样。 孔子摹仿了天，后代的诗话又摹仿了《论语》。诗话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话语模式。从外在形态上看，每一部诗话都由数“则”篇制短小的诗话条目汇集而成，它的外观呈现为一则一则的条目式。若进一步观察便不难发现，每一则条目的内容充分独立，能够自成一体；且“则”与“则”之间在布局上并无严格的逻辑关联。也就是说，诗话本身是无序的松散整体，而不是像西方文论那样的严密逻辑序列。 诗话的对象或曰场地是诗歌。这个场地不是一个有某种逻辑贯穿始终的、系统性的独立整体，而是由为数众多、篇制短小的诗歌汇集而成的松散整体。诗歌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各可自成一体。因此，所有的诗歌在总体上也呈现为无序性的散点分布。诗话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它的场地的这种特质。如果一切诗话汇集在一起，那么将与诗歌总体在整体上完全同构。可见，这是创作层面和批评层面的同构相应，是一种诗性的平行。在这样的平行中，诗话使用的不是线性逻辑的严密推理、论证，而是印象式的批评，和它的对象即诗歌本身一样带有诗意，因为二者是同质平行的。 从散漫的诗话中，诗话作者所看到的并不是凌乱、破碎与断裂，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完整的统一。因为他所感受到的世界对他的呈现方式以及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正是如此。那是一种散点透视式的世界感受，它与“道生万物”所描绘的世界生成模式和“月映万川”的呈现方式是一致的。易言之，诗话的完整性正存在于其散漫的话语之中。诗话通过平行地摹仿散漫来达到完整性。与此不同，西方那种定点画法、焦点透视式的世界感受则是要围绕着一个唯一的认知主体视角去切入、去观察、去组织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