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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身体：从疯狂到有罪 20世纪70年代，以身体为切入点，福柯对权力理论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引起学界瞩目，《规训与惩罚》则是这方面的巅峰之作，引发了持续不断的追捧。该书以权力作用于身体的效果作为主线，从微观的视角追索权力技术如何从严刑惩罚演变成监禁规训，权力性质如何从压制性转变为生产性，从而导致了资本主义规训社会的诞生。 此书开篇，福柯要弄清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刑罚为何从残忍的酷刑演变为后来较为温和的监禁规训？这种处置身体方式的改变，是不是人性进步的历史体现？ 从启蒙哲学家的角度而言，这毋庸置疑，福柯却并不赞同。他以为，刑罚出现如许变革，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进步，更是权力控制方式变化的结果。“这种新出现的东西与其说是对犯人人性的尊重……不如说是追求更精细的司法、对社会实体做出更周密的刑法测定的趋势。”(18)权力改革的原因，则肇自十八世纪社会状态的变化。此时，经济发展带来了国家财富、私有财产、人口数量的增加。经济水平提升带来了犯罪活动性质上的变化，“谋财”取代了“害命”，传统的流血犯罪更多转向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诈骗犯罪。与此对应，当时的法律相对滞后，显得过于严酷。刑罚系统在总体上量刑过严，不利于经济活动的良好运行。 从历史表现来看，是否以经济价值衡量犯人的身体，是不同惩罚机制的区别所在，同时是不同权力制度的反映。公开的酷刑和处决是“一种生产制度的后果，在这种生产制度中，劳动力乃至人的肉体没有在工业经济中所赋予的那种效用和商业价值”(19)，这是一种司法/君主制权力制度的反映。与之不同，在生产性权力制度之中，重视身体的经济价值，致使“各种纪律用‘温和—生产—利润’原则取代了支配权力经济学的‘征用—暴力’原则”(20)。当然，在监禁空间中的各种纪律、促使犯人进行劳动的手段，有时未必能够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那么，规训犯人劳作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利润，甚至也不在于培养某种有用的技能，而在于建立一种权力关系，一种空洞的经济形式，一种使个人服从和适应生产机构的模式”(21)。显然，这种规训和改造，目的是为了制造符合规范的身体，还有对经济活动的深层支撑。因此，刑罚制度从严刑峻法到规训改造的转变，更多的是经济因素的作用，而非人性进步的效应。 这种强调身体经济效应的思路在疯狂史研究中也早有体现。疯狂史的研究表明，在十八世纪前的欧洲，疯狂作为非理性的一员，与其他成员(浪子、酒鬼、吝啬鬼等等)关在一起，共同构成了非理性的禁闭世界。但单纯的禁闭方式，到了经济时代却不合时宜。这一时期，经济生产和殖民活动需要大量人口的参与，监禁的人口则脱离了劳动与交换的经济循环，造成巨大的成本浪费与财政负担，明显背离追逐经济收益的时代导向。在经济利益的诉求下，身体健全的囚犯纷纷以各种形式重新纳入到经济活动中，唯独疯人因为特殊的身体缺陷无法顺利进入这种循环，引起关注，被赋予特殊的待遇，疯狂的病理学特质由此形成。可见，病理性的疯狂之所以诞生，动因并非人道进步或客观知识由晦到明，而是追求身体经济价值的附带产物。这一点，与刑罚系统的“进步”几乎完全相同。 从《疯狂史》到《规训与惩罚》，福柯的思路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二者将监狱或禁闭处所当作重要研究对象，前者研究涉及监禁中的疯狂，后者则将目光投向其他监禁形式，前者研究的是“疯狂及其身体”，后者则是“有罪的身体”，两者的社会认识在十八世纪发生变革的动因均基于经济因素的作用，两者的本质也均被特殊的封闭空间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可见，虽然在具体对象的选择上不同，两者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却有显著的相似。 连续性的进步史观从来都是福柯拒斥的对象，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则明确指出了它的来源——权力对身体的控制。福柯举出戈布兰(Gobelins)学校为佐证，该校的规训要求制定细致的序列步骤，将连续性活动序列化，使得权力作用于时间，保障了权力对时间的控制。这些规训方法揭示了一个连续的线性时间，和一个稳定的终点。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的两大发现——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创生——或许是与新的权力技术有关，更具体地说，是与一种通过分割、序列化、综合和整合而管理有效地使用时间的新方式相关联的……历史的进化性质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而在今天已经深入人心，对许多人而言已不言而喻”(22)。总之，时间性程式对人的身体造成的明确改造效果逐渐形成了进步史观，因此，进步史观本质上不过是权力技术作用的效果。这里体现的，是他对于疯狂、监狱、医院、性意识等等具体研究中历史观一个总体的概论，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对整体性、连续性的深切怀疑，与后来形成了呼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