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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疯狂史》的历史境遇 尽管臧否不一，福柯学说影响之深广却已有目共睹。不过，对于福柯的接受过程却远非一帆风顺《疯狂史》尤为如此。 虽说福柯凭借相关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并获得了答辩专家的极高评价。但从选题伊始的负面评价，至导师选择和出版的艰难(关于《疯狂史》的法语版本状况，可参见林志明先生译本的导言部分第6～8页)，再到英国反精神科学运动兴起后的声名鹊起，过程充满了困扰与戏剧性⑤。不仅如此，疯狂史研究的相关文本出版后，还引发了激烈论战，影响蔓延至今。 在法语学界，自《疯狂史》问世，便毁誉参半，赞者推为大师杰作，如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曼德罗(Robert Mandrou)⑥，毁者称其材料片面、论证偏颇甚至难以立足，其中最知名的批评者便是德里达(Derrida)。他在《我思与疯狂史》(Cogito and the History of Madness)一文中指出，福柯进行的是一种沉默的考古学，试图为理性压制而沉默的疯狂发声，这本身便是一种不可能的论述，其践行结果不过是另一种意义的理性取代理性。福柯后来连续发表了《我的身体，这纸，这火》(My body，this papers，this fire)和《答德里达》(Reply Derrida)，进行了相当尖锐的回应，认为德里达只抓住和笛卡尔相关的那三页，却对其余六百五十多页视而不见。德里达对此保持了沉默。这影响到了他们的友谊，使得二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彼此几乎不闻不问。直到1982年德里达的捷克事件，福柯公开表示声援，关系才得以缓和。即便如此，德里达或许始终难以完全释怀。1991年，在纪念《疯狂史》出版三十周年的专题会议上，德里达发表了《公平对待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时代的〈疯狂史〉》(‘To Do Justice to Freud’：The History of Madness in the Age of Psychoanalysis)一文，婉言是精神分析使得疯狂史的书写成为可能，“福柯的规划太属于‘精神分析的时代’了……他所做的无非是让精神分析继续拐弯抹角地谈论自身”⑦，精神分析使得福柯书写理性压制下的疯狂得以成全，而并非福柯所言的历史考古。这微妙地暗示出他的立场仍是当年观点的延续。 而在英语和汉语学界《疯狂史》文本的相关研究也处在一种奇特的状态。 首先在译本上，自1961年法国普隆(Plon)出版社发行了《疯狂史》全本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汉英全译本。大陆学界迟至2005年，才由三联书店引入台湾林志明先生1998年的全译本，在此之前，界内多数的相关研究均本照刘北成先生的节译本《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英语世界的情况更是耐人寻味，早在1990年，知名的福柯专家科林·戈登(Colin Gordon)便发表了颇有影响的《〈疯狂史〉，米歇尔·福柯的未为人知之作》(Histoire de la folie：an unknown book by Michel Foucault)一文，对《疯狂史》长期未有全译、遭受误解的状况进行了反思，引发一场规模庞大的学术论战，其成果集为斯蒂尔和韦勒迪(Arthur Still and Irving Velody)主编的那本《重写疯狂的历史：福柯〈疯狂史〉研究》(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Madness：Studies in Foucault's ‘Histoire de la folie’)。即便如此，直到福柯辞世22年后的2006年，方由著名的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推出了由乔纳森·墨菲和让·卡尔法合译的英文全本。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英文全译甫一问世，便遭到异常尖锐的批评，在精神分析领域内颇有建树的美国学者安德鲁·斯卡尔(Andrew Scull)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发表了一篇可称刻薄的书评，宣称《疯狂史》相关效应不过是一场闹剧：“历史竟能如此轻易地被某个愤世嫉俗的无耻之徒歪曲，事实会被他忽视，对人类理性的张扬也被他贬损和摒弃，而他所凭借的则是他的顾客们的无知和轻信。”⑧ 其次在研究上，或许是生不逢时，中英文全译的问世所激发的学术效应还不及早年的节译本。至少《疯癫与文明》在英语世界随着反精神科学运动的进行而被大量引介，产生广泛的效应，而近年来有关《疯狂史》的研究，除了科林·戈登在2013年出版的《福柯指南》(A Companion to Foucault)上又一次贡献了一篇评论长文外，应者寥寥。国内有影响的学者偶有论及，也主要从德里达的视角进行考察⑨，从总体上看，少有进行文本细读，考析其对福柯思想整体之意义的研究。与此同时，时下学界更关注整理出版中的福柯法兰西学院讲座系列，治理术、生命权力等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关键词，似乎疯狂史相关研究足以盖棺论定。这种重异求新的学术取向固然是大势所趋，但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缺憾。 此外，多年来，由于有关疯狂史研究的主要文本依据是删节的《疯癫与文明》，对法语学界之外的学术研究、特别是英语世界造成了困扰，带来了一些无谓的争辩，也同样影响到汉语学界。可以说，节选本和因之而来的文本群甚至对全本的面貌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遮蔽效应。因此，以更为严谨的态度回到更可信的全本《疯狂史》，进行细致的文本梳理，连接此后的重要作品，对破解福柯的思想迷局自有非凡的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