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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史研究对福柯的意义(5)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 郑鹏 参加讨论

    五、非连续性与考古学:从疯狂史到历史
    考古学以及日后的谱系学是福柯重要的方法论工具,尤其见诸知识、性意识、权力等事物的研究之中。《知识考古学》(本人注意到近来张一兵先生将“知识”改换为“认知”的提法⑩)中,福柯介绍了自己的历史观,指出历史的连续性是一种幻觉,非连续性才是自然状态。
    在他看来,传统历史观的重要目标是构建连贯统一的整体历史(histoire globale),整体历史“所从事的工作是要全盘重建一个文明的形式、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的准则、一个时期所有现象的意义,以及一个解释各现象联结的法律规则。抽象地说,就是要重现一个时代的整个‘风貌’”(11)。在这种形态的历史中,“所有社会的歧异不同均可化约成一个简单的形式,或是一个世界观的组合,或是一个价值系统的建立,或是一文明的连贯形态”(12)。
    福柯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时下应当搁置“整体历史”的观念,代之以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与整体历史不同,通史“运用空间中分散(dispersion)观念”(13)。为研究这种立足分散状态的通史,需要引入新的方法论,对此,福柯提出了考古学方法论。
    相照传统的以“依赖时间坐标所敷衍的延续性、叙述性史观”,考古学所据的则是历史的空间性,“从空间坐标出发,强调历史的断层性和物质性……”(14)即,传统史观认同以时间为坐标的线性序列所衍生的种种连续性状态,而考古学在兼顾时序性之余,还开启了历史的空间分散状态,更关注断裂状态下的历史现象的差异性。随后,福柯针对传统思想史的做派,围绕话语概念的特征,对考古学的方法做出了具体的规划。
    那么,考古学方法如何而来?
    这一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的诞生绝非福柯灵光一现,相反,它的提出,与之前的疯狂研究具有密切的关系,在《疯狂史》中已早见端倪。在此书中,福柯首次启动了一种对历史的空间化研究,借由疯狂,探索的却是历史的实际运行过程。且通过前表可知,在不同的世纪断层中,疯狂从未具有一以贯之的本质内涵,而是应势而变,从无定型。
    从疯狂的现象出发,福柯对其历史认识做出了宏观的描述。他指出,在欧洲大陆,自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每隔约一个世纪,疯狂都会发生一定的认知层变。文艺复兴时期,疯狂往往被视为一种天启力量之象征,故疯人能够四处游荡,警醒世人。古典时期,疯狂为理性所化约,被视作道德缺陷,疯人因而遭到监禁。从天启象征到道德缺陷,这两个时期的疯狂在意义层面上显然不具连续性。
    十八到十九世纪,疯狂渐被确证为一种客观的疾病形式。这一过程,似乎沿着一条明确的历史路线。“首先是监禁体制,而最初的疯人疗养院便由此而出;因为这个现象,也产生了一种好奇心——不久之后它会变为怜悯(pitie),再过来成为人道主义和社会关怀——使得匹奈和突克得以出现;他们则引起大型改革运动——调查团、大型疗养院的设立;艾斯基洛(Esquirol)时代终于得以由此展开,而这也使疯狂医药科学的幸福时代得以来临。这条线索是笔直的;其进步则从容不迫。”(15)
    事实上,这条貌似合理的线索,也仅仅是一种错觉。监禁所变为具有医学意义的疗养院,并不是医学的显现导致监禁隐退。“这里的要点在于,监禁之所以能转化为疗养院,并不是因为医学被人逐步导入……而是来自此一空间的内在重组……”(16)换言之,不是医学知识自外而内地导致了监禁所重组为疗养院,而是监禁所的内部重组带来了医学知识。疯狂的医学知识,因而是监禁功能转换的副产品。而结合《疯狂史》的整体论述,可知经济形势的变动是监禁空间内部重组的深层原因。
    据上可知,尽管今日疯狂主要被认作一种客观的心理疾病形式,属于心理学范畴,疯狂的历史却绝不是理性指引下、病理本质不断发掘、沿着直线序列进步的整体历史,而是疯狂意义在不同的世纪层中不断转换的裂变史。疯狂自身,并无稳定的深层本质、客观真理,其含义的每一次转换,都是一次断裂,是某种复杂的特殊机制运转的结果,这可从不同世纪的疯狂知识的断裂层了见迹象。可见,《疯狂史》之中的对疯狂具体状态的“考古”,提供了实例支撑,后延展为普遍的考古学方法。而后在《词与物》之中,同疯狂一样,不同世纪之中的“知识型”也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内涵。
    总之,《疯狂史》对疯狂的考古学研究奠定了《知识考古学》的实证基础,又为《词与物》的知识型提供了先期范型。
    不过,此处也隐约可见福柯叙述和现实的矛盾:既然疯狂在各个世纪主要的认知形态是各自为政的断裂,那么疯狂的整体演进脉络是否一无可寻?若如此,疯狂显然是一种不可把捉的对象。然而,福柯在最后又宣称疯狂自理性世纪以来,屡遭压抑,却从未寂灭,“这个世界自以为可以用心理学来衡量它、为它寻找理由,其实是它才要站在疯狂面前为自己辩护,因为,在它的努力和辩论之中,它其实是用尼采、梵高、阿尔托不可衡量的作品在衡量自己”(17),显然他认为疯狂自有理性不可磨灭的特殊力量,是一种绝对的他者(疯狂与不同世纪的疯狂认知、疯人境遇之间的对应关系,似乎可见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存在者这组对应概念的影响)。这种绝对性与断裂性的矛盾,暗合德里达的指摘,或许是后来福柯从知识考古学转向权力谱系学寻求意义来源以“强为之名”的起因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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