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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讨论我感觉大家谈得很充分，而且有对话交流。意见不完全一致是很正常的，我们一时半会儿也还改变不了现状。但是我有一个想法，这是我看了列宁的一些书产生的想法。列宁当他在理论上成熟，或者说当他集中反对第二国际、创立第三国际的时候，他有一个观点，他说：我们现在的理论任务就是复兴“旧思潮”。他打上引号，就是说要把原装的、真实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拿出来。因为20世纪初期西方思想非常活跃，包括自然科学也发展得很迅猛，列宁面对很多挑战。我想，我们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一个——这话还是打上引号——“恢复旧思潮”的任务。所以，我现在写文章，潜在的意思就是要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文艺理论竖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返本开新”。我们要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积极的、合理的、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说话还是有分寸的——要防止文艺理论领域研究的“西马化”倾向。我是这么说的，我没有把“西马”一棒子打死，或者只简单地说好或者不好。只是我们不能原装地把它拿过来，而且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些，那样的话，就不免犯褊狭的毛病了。我主要是这么一个想法。 唐利群(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确实，我们在现当代文学批评中用“西马”理论的时候，是有点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们在对大众文化工业、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单向度的人等的分析和批判可以是很有力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用的时候也常常是将这些理论用于解构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评、福柯的权力规训理论往往被用来批判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因此今天讨论的问题是很重要的，要注意“西马”的性质，注意“西马”的局限，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的反映和产物，是在对现存秩序，对现存的经济、政治的统治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去解构文化的。只有关注到这些层面，我们在选择理论进行运用的时候才能做到更加精确。 董学文：洪生你在外面时间长，你觉得像这些学说在英美整个社会上是处什么位置？有何影响？ 蒋洪生：怎么说呢，还是挺边缘的。拿美国学术界、教育界来说，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人数不少，但相对于美国知识分子的总人数来说，他们仍然是少数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通常喜欢读《纽约时报》，认为自己是左派，他们也认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但是你不能说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总统竞选的时候，他们会去支持民主党，支持克林顿或者奥巴马。这些人中，真正认真研读马克思，真正接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观点的人不多。在社会科学领域，比如说在大学中的政治系、法律系、经济系等，能够基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少之又少；人文科学好一些，在英语系、比较文学系、人类学系、妇女研究系、文化研究系等系中左派相对多些，哲学系中的左派也不多。总之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是比较边缘化的。有些人即使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也不愿意公开承认。美国大学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应该说是屈指可数的。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他们认同的只是所谓的早年马克思的思想，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些人是“西马”思想的信奉者。这些人不会加入任何共产党的组织，虽然美国有不少共产主义的组织，比如美国革命共产党、劳工进步党，还有修正主义化的美国共产党等。 现在中国很多人标榜信仰“独立精神”，好像这是多么难做、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当然如果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来看，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完全的独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但中国主流所吹捧的“独立精神”，一般来说就是指独立于政党，与党派政治保持距离，很少有人提出知识分子要独立于资本统治。其实对一般的知识分子来说，做到独立于党派政治和独立于资本控制，都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你不加入政党，不进入党派政治，不依附权贵，你甘于清贫，拒绝为资本集团服务，这是很多人、很多普通知识分子都能做得到的。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为着社会变革的伟大事业，能够实际加入革命组织，把自己融进革命组织之中，并主动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成为战斗集体的一员，这比起超然于党派政治来说，我觉得反倒更难做到，实际上更难得，更不容易。另外，知识分子拒绝资本集团的诱惑，不主动去为资本集团服务，这不难做，也是我们应该赞赏的，难的是知识分子能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公开站出来反对资本对劳动、对社会、对知识生产的控制。 英国的情况应该跟美国差不多。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界有一个很强的传统，在日本的经济学学者中，马克思主义者不少，这跟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在中国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几乎全军覆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在中国的很多大学，给学生使用的经济学教材经常是新自由主义观点的，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新自由主义教授格里高利·曼昆的教材《经济学原理》和《宏观经济学》，据说“在中国经济院校的影响比美国还大”。 徐冠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其实马克思主义按照哲学来讲，开篇就是讲世界观，它的套路就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世界观是核心，价值观和人生观都是围绕世界观去的。“西马”的套路就调过来了，是围着价值观，而不是世界观转的。就是先讲价值观，然后才去推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问题。我们现在一般对这个区别不注意，往往开始就讲价值观。一讲价值观的话，人道主义什么的都会出来。事实上阶级分析和人的分析，实际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讲的。 1980年代以后中国特别喜欢谈“西马”，其实未必是过去的世界观立场有问题，而是内部逻辑架构有问题。简单来说就是硬推，没有注意到不同层面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具体来说，过去从世界观硬推到人生观，然后又从人生观硬推到价值观。它没有注意到这个当中是有变化的。比如你这个世界怎么样，推到人的状况的时候它不能够硬套，因为人具有主体性，然后从人生观往价值观上也不能硬套，这个推演应该是有一个内部变化的过程，当年的“错误”，未必是观念错误，可能是逻辑结构过于僵硬的原因。但是我们八十年代初对这个僵硬的结构不是把它扭转得灵活一点，而是把它完全给翻过来了。原来僵硬，现在还是反转得僵硬，完全不讲辩证法。阶级分析完全不讲了，都开始讲人性。但是其实人性论在学理上是没办法讨论的，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争论都是为了人，即使讲阶级论也不是为了否认人，用人性论批判阶级论是没有学理意义的。 崔柯：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