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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的思想语境的历史情境而言，我们1980年代以后，更多地引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具倾向性地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去重审、重释马克思主义，这是当时历史情境中的一种需要。但也要看到，自这种带有倾向性的引入、重释发轫迄今，“西马”的概念一直未得到充分反思，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我们习惯于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指称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性的默认。 董学文(北京大学中文系)：赵文，我打断你一下。我来之前还特意翻了黄枬森编的八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八卷谈的就是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全书基本不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而是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英国、在法国、在德国、在匈牙利，等等。然后，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他们的一些观点。按常规的思路说，最后这卷就叫“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呗，但他基本没有用这个概念。我就补充这些。 赵文：是的。黄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所使用的这种分类法是非常科学的。这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并不以一个没有经过严格界定的概念来划定一个领域，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影响和发展作为自身的坐标，我觉得这才是合适的做法。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我们今天国内学界，特别是在涉及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领域里，人们也越来越不再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范畴了。比如，上海复旦大学成立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广泛地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慢慢被淘汰、被弃用的概念。 回过头来说，刚才丁老师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刚才在发言当中使用了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哲学”，特别是谈到了卢卡奇的巨大“功绩”之一就是用黑格尔的哲学来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话语更具有“哲学性”——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马克思的理论更具有辩证法的特征”。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成问题的地方。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发展脉络来讲，就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指出的那样，德国工人运动的目的和任务无非就是终结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从《巴黎手稿》到“政治经济批判”的思想发展也是要最终在现实中终结“哲学思辨”。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语境中，“哲学”是现代资产阶级争取自身文化领导权的一种话语建构，这一点康德在《科系之争》当中就做出过非常明确的分析和说明，只有在学院话语中以理论的方式把特殊的利益表述为普遍的利益才能争得文化上的领导权，这个过程是内在于整个17到18世纪的资产阶级高级文化形成过程当中的。所以说，“具有哲学色彩”的“哲学”本身是一种“学院话语”，虽然不可否认“哲学”作为认识外部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说有“求真”的一面，但在历史实践中，它的古典形态及现代形态都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话语性质。而马克思本人的“哲学道路”恰恰是不断与这种“哲学”在进行“告别”的过程。马克思在大学时期是黑格尔哲学的追随者，也通读过康德的批判哲学，并且熟谙费尔巴哈及新黑格尔主义，但是从1844年《巴黎手稿》时期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之时，在马克思那里出现了明显的“哲学的中断”，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的话语和问题发生了明显的转换，或者说他的思考转换了场地，进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资本论”时期，进入到一个“科学的时期”。我觉得这个道路是马克思不断在告别作为学院体制的哲学的道路。马克思的哲学无需通过“黑格尔色彩”或“康德色彩”来确证其为哲学，马克思的哲学作为一种新哲学，是存在于他的成熟之作《资本论》当中的，那是一个科学的体系。 刚才丁老师还谈到一个问题，他用“生物进化论”来说明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这种思路我们也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种子论”或者“隐德来希”概念当中见到，按照这种古典“本质论”的说法，一棵树的本质天然地存在于它的“种子”当中，事物的概念就是事物发展的目的，事物的整个发展过程都是在它的“理念”的展开过程中被规定好了的。如果把这种观点运用于马克思的理论，似乎也就可以认为，马克思理论的种子存在于《巴黎手稿》当中，而《资本论》及其成熟的理论都是《巴黎手稿》思路的展开，这个“种子”从1840年代经过1850年代直到1860年代得到了充分的“展开”，最终形成了《资本论》。然而我们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道路中发现，这种情况恰恰是不存在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在20世纪，同样有一个对理论话语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与马克思相类似，他就是弗洛伊德。我觉得看看弗洛伊德的理论创造过程，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路径”。如果弗洛伊德一直在“心理学”当中“成长”，他永远不会创造一种叫做“精神分析”的学说，而他的“精神分析”自诞生以来恰恰是在心理学界受到的压制是最大的。他在1920年代去美国做一个巡回演讲之前就说过，“我给他们带来了瘟疫”，他说的这个“瘟疫”是针对学院心理学对他的“精神分析科学”的惧怕而言的。传统心理学的基础是某种需要受到保护的“自我”，是以“自我”为对象的，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心理治疗学”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保护个体的“健全自我”。但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他通过大量的观察或临床总结，通过他的实践，看到“自我”实际上是并不在“实体”意义上存在的，“自我”存在于“驱力”与个体同他人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自我”是一个特殊的话语回路的“结果”，是以非稳定的方式被建构起来的。同样，马克思也是这样一位——不能说是学者——知识生产者，是一位非常独特的知识生产者。 马克思也只有在跳出哲学之后，才能发现他自己的“哲学对象”，也就是他的历史科学的对象，也就是他最终要在知识形态和实践形态当中确立的那个特殊体系。所以说，不能够把马克思学说的根本基础放在他的“青年学徒期”，相反，为马克思学说科学化发展提供“视域”和“思想动能”的是其所属的历史及其所参与的革命的理论实践，也就是说，是1850年代至1860年代之后的革命实践。前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我也谈到过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这种理解，不管怎么说，这种理解有一点是值得重视的，那就是，马克思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之外，在它的边界之外，马克思是站在整个实践和斗争的那个位置上思考的。马克思学说本身是要终结“哲学”的，马克思的理论话语重新配置了一种全新的知识。如果说传统的“哲学主体”是哲学家或作为学院知识分子的“哲学家”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恰恰并非这类人，马克思的哲学要召唤或要创造的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实践各个层面，他所召唤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一旦从自在的存在成为自在且自为的存在，也就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从事者”，就像葛兰西所说的“人人都是哲学家”。我想强调的是，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的文学理论或文艺理论不能从学院角度去“框范”，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范畴在梅洛—庞蒂的使用语境中，是有着深刻的学院含义的。所以，我更加倾向于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而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去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国外的当代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