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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力(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西马”在1980年代在大陆就很火啊。在什么意义上说是90后呢？ 刘斐：是说它是“冷战”终结的产物。作为一个有效同时又无效、“强为之名”的概念，是跟历史终结那个前提相关，是从“冷战”结束之后才确立下来的。它能把所有的这些思想家统括在同一个名目之下，而且好像还是在延续马克思主义，这是在历史终结的前提下才得以发生的。说明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也是想凸显出“西方”作为参照系的历史质感或者说其中所携带的自我投射。 祝东力：就是说，是社会主义失败之后的一个产物，一个症候，对吧？ 刘斐：对。 祝东力：我觉得按照那个脉络理解是比较清楚的，它是区别于东方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列宁和斯大林。在俄国和中国，不管是什么具体形态，革命确实成功了。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是失败了，他们面对这个失败做了一个理论探讨。其实，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同样有过这样的探讨。如果没有井冈山，哪怕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其实都是不起根本作用的，因为最终会失败，共产党当年那点力量折腾不了几次，就会到莫斯科去组织一个流亡的政党。如果国内形势没有什么改变，那些人慢慢就会到什么东方大学去教书。像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个中国社会史论战同样会在那样的背景中发生，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东方马克思主义”，这个“东方马克思主义”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是面对中国革命失败这个事实，对中国历史现实的一个全方位的理论探讨。但中国显然就是因为有井冈山，所以把“主义”给盘活了，理论就被掩盖了，理论也不重要了。所以我觉得，刚才丁国旗说得比较清楚，要说“西马”是“冷战”后的东西，不太好理解。 我1987年硕士毕业论文写的就是“西马”。那时候研究文章著作已经有一些了。“西马”引进中国的前提肯定是“文革”失败，就是说你自己的实践不行了，毛泽东的一些理论也被认为是无效的。在这个前提下，“西马”才会大举进入。这肯定是对的。 蒋洪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我理解刘斐的意思，“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兴盛，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1980年代在中国的兴起，可能还应该放在“冷战”的结构中去理解。“西马”在西方左翼学术界的普及化，是在“二战”结束和“冷战”开始之后，尤其是在1960年代。如果把中国也算成是“冷战”的一个重要“player”的话(当时西方将中国蔑称为“竹幕”，是“铁幕”在亚洲的扩展)，那么中国人1980年代以来对“西马”的大规模引入，也可以放到“冷战”结束的背景中来理解。所以，虽然一般认为“冷战”正式的结束是1991年的苏联解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19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启动“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冷战”结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这个进程中，中国政府渐次停止对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反政府力量的支持，比如说放弃了对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革命的支持，1981年撤销了马来西亚共产党设在湖南的电台等。另一方面，中国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思想对当时“苏东”阵营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视的。这样说来，“西马”1980年代在中国的兴起，也可以理解为“冷战”在当时的中国已然结束的产物。 赵文：把“西马”理论放在“冷战”背景下，这是认识“西马”的一个框架。 蒋洪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它在西方社会中，尤其是在西方的教育机构中，还没有被体制化，也不算太流行。那时西方大学中讲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也不算多，更多的是单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些地方单打独斗，做着独立的研究；除了法兰克福学派之外，“西马”研究者也很少能有集体性的声音。所以“西马”真正的流行或者说被很多人认可，还是在“冷战”开始之后。 赵文：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但在三四十年代就已开始。是法兰克福大举迁入到美国之后才开始的，到了美国之后才流行开来，约在“二战”期间。 祝东力：那就是东方马克思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失去感召力之后，才会有这样的空间。 赵文：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脉络当中，毛泽东是很重要的，而“西马”则往往植根于“学徒期”的马克思。拿对“后马克思主义”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阿尔都塞来说，他就是党的哲学家，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确，与所有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而就是党的哲学家，这一点在他的《保卫马克思》前言“今天”中有明确的说明，也体现在他与加罗蒂的论战中，他在党内从事哲学工作的目的是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工作的。今天，人们往往把他划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的确是不应该的，葛兰西的情形也是如此。 祝东力：那就是说，只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西马”。 赵文：对，因为梅洛—庞蒂在发明那个词儿的时候，就专门说过三条“规定性”，其中一条就是“人道主义的”。 陈飞龙(《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我从两个角度来讲，一个是从做“西马”的研究这个角度讲，还有一个从编杂志的这个角度讲。先讲研究的角度，1980年代初期我在外国文艺研究所的时候，做“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我记得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我看到的第一本有关“西马”的中文书。那时候，“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块还比较少。我到北图查书的时候，有一本很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书目，是专门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整个书籍的出版情况。其中我选了一本就是英国戴夫·莱恩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我看这本书不错，就开始翻译，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连载了3次，翻译了3章。这本书本来列入《外国文艺资料研究》丛书，后来为了配合陆梅林老师、程代熙老师做课题《马恩文艺思想发展》，就把这本书的翻译放下来了。后来我利用晚上的时间还是把这本书译完了，但是《外国文艺资料研究丛书》出了18种22卷以后，由于没有经费了，我翻译的那本书拿了一笔资料费但没有出版。1986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丛刊编辑部和四川大学文学院第一次在国内举办“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讨论会。后来陆梅林老师编了一本《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选》，那时董学文老师也编了一本“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论选。我说这个情况是想说在1980年代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只是作为一种知识在介绍和了解。确实那个时候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是作为知识体系在介绍和了解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