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一个相关的方面就是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评价。就国外马克思主义整体而言，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当地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在那里成为一种知识力量。但是打上了“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形态呢？就像刚才丁国旗老师说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特定历史时期在特定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无产阶级运动失败之后左翼学者在学院内使之转化为“学术”的结果。其言说的视角，不是一种指导工人阶级或社会力量改变社会现实的视角，相反，这种视角往往把问题在“学术”上复杂化，它可以提出许多新的概念——当然不能说这种创造概念的做法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是其视角，或者其理论功能和目的，并不是要改变现实。“西方马克思主义”喜欢谈“哲学”，喜欢做“纯理论”，将之作为一种学院内的“力量”来运用，然而这种“力量”超出学院之外是没有召唤社会力量的可能性的。有人往往会拿出“1968年”作为例子，来说明“西马”的社会介入作用。今天历史地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并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并促成了“1968年”运动，情况恰恰相反，“1968年”运动的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抛得很远。 从理论形态上看，“西马”是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本质区别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要通过历史的实践改变现实，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内嵌在西方现代性的社会结构当中的。因此，我觉得就对“西马”的借鉴而言，我们更多地要加以甄别，要看在马克思主义话语内部产生有效力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比如说，现在活跃的“后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学院化“西马”的有力反拨，有些“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是与当地工人阶级和群众的诉求和实践贴得非常紧密的。今天我们应该承认，中国对“西马”的介绍有它的时代性，有它在特定时代里的功能，从属于特定的意识形态环境，所以“西马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该防止的倾向。 刘斐：我大致说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也觉得“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非常成问题，而且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给予充分的历史化。如果简单一点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应该是“90后”吧，它从哪儿来呢？当然是与“冷战”的终结直接相关，只是我们今天变得没那么敏感。西方/东方是再典型不过的关于“冷战”的另外一种描述。当“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学科化的概念或范畴，成为一个把这么多具有差异性的思想家都包括在内的东西的时候，可以说，“西马”已经死亡了。在“冷战”终结之后，我们重新举起一个大旗，或者说一面小旗，把这么多人又统合在一个概念之下，那基本上也是本雅明描述时尚的那个话，叫做“面对生命捍卫尸体的权利”，大概是在做这么一个工作。这个东西之所以能够成立、能够实现，我觉得还是跟“冷战”的历史分不开干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指称的这几个思想家，他们之所以形成一个互相呼应或者实现理论主题的创新，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回应的是马克思主义面对资本主义新的现实发展的失败或失效。但他们以批评、批判的姿态重新回应现实的问题，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尽管这个实践因人而异，而且一直非常成问题。问题就在于历史与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之间的裂隙。可以举詹姆逊借用兰波的话“生活在别处”为例。在詹姆逊看来，“生活在别处”是有着现实的历史背景的。兰波当时之所以对现实质感和实感的匮乏发出感叹，是因为生产确实已经借助现代化进程外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去了。“西马”群体共同分享的另外一个历史前提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发表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被彻底污名化。于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人出来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叫做人道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而阿尔都塞写《保卫马克思》的前提在于，他要站出来，以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分来重新梳理出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不过，“西方”这个概念仍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里。我们知道，时间和空间经常是以互为转喻的方式在起作用的。日本的柄谷行人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所谓“昭和年代”并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的时间集合，从1926年到1989年，不是一个自然的统计学段落，而是20世纪日本思想空间的一个坐标。与之相应，我们经常见到的、借它来思考的框架之一，是用汉字大写的“九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这也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构造物，但它在“冷战”终结之后失效了。今天很难再以“十年”为单位构造出承载着新的价值期待的历史节奏。因为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间学，或者叫时间的政治。换句话说，“西马”所谓的“西方”是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构想历史和世界图景的方式。 我不知道雷蒙·阿隆在谈“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时候，用的是不是跟萨义德使用的“东方学”那个东方(Oriental)相对的Occidental。但在我印象当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实际上是Western，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自指。阅读资料里董学文老师和赵文那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梳理得很清楚。包括卢卡奇在内的几位“西马”思想家，都有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背景或至少是生活经验。卢卡奇的思想成熟期是那一段时间的经验直接促成的。也就是说，那个所谓“西方”是一个欧洲内部的事情。而之所以在当时能出现批判性主题的创新，是因为两次大战间歇期孕育出来的那个“他者”在1956年的时候宣布破灭了；同时资本主义又在战后随着技术进步有了新的发展。也就是说，英美新左派和我们姑且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乃至欧洲批判思想的重新兴起，前提都在于双重的拒绝。一方面，是作为他者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另外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如此不可阻挡，消费社会成为既定事实。所以才限定了“西马”在那么一个特定的空间之内，在现代化工业生产逐步外移的情况下，也必然就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美学、意识形态、文化、文学的批评，去发展一些精微、艰深的概念和理论。我们在今天如果不加历史辨析地沿用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现在依然在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者，之前长时间在第三世界地区做劳工和劳动问题研究的乔万尼·阿瑞吉，他为什么就不会被命名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