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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那么多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和了解，我现在做编辑工作考虑的问题和我原来做研究工作的角度就不一样了。现在从编辑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从知识体系这个层面转到认知体系这个层面，也就是说不是完全纯粹地作为一种知识获取，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哪些流派啊，主要人物是谁啊。那时候我还记得中央编译局的杜章智老师跟徐崇温老师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地域概念呢还是思想概念呢？而且从那个年代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做知识性介绍和概念辨析。所以现在看来，那个时代主要是知识体系的获取。到目前为止，随着我们30多年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的介绍，而且不光是英美的，其他国家的包括西方几个主要国家，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我们已经介绍得很多了。确实那主要是作为知识体系这个角度来了解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应该从知识层面达到一个认知的程度。这个认知的程度就是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对话、批评。我们应该站在这个层面上，而不再是一般的知识性介绍。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内比较热，刚才大家对整个情况都谈得非常好，学生们当然也有兴趣。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体系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问题。根据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多年的接触和了解，我一直思考着两个问题，一是要从知识体系向认知体系转换，二是要把认知体系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所以我认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光是知识获取、概念辨析，而是要在对话批评的基础上，把它与社会实践联系在一起。 这几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几位大家相继去世，德里达去世了，霍加特去世了，斯图亚特·霍尔也去世了。霍尔是2014年2月10号在伦敦去世的，终年82岁，他是英国开放大学的一个教授，是伯明翰文化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我们对他的认识还是很不够，也不全面，比如我们介绍斯图亚特·霍尔的时候，不介绍他的工人阶级观点，其实他对工人阶级的意识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直到去世都一直关注蓝领工人。可是中国就不介绍他这一方面了，好像他没有阶级意识，也没有工人阶级意识了。我和一位研究文化学派的老师说过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中国现在没有工人阶级，到哪里去找工人阶级。我想这是一个问题的所在，所以我说要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跟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关心现实的。去年我参加了太湖论坛在杭州召开的生态文明会议，我向大会提交了《试论建立起中国本土的生态批评》一文。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翻看了许多资料，其中给我印象挺深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论述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而且他们的观点是非常犀利的。我们经历了农业文明，经历了工业文明，现在到后工业时代出现了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现在就要进入生态文明这个阶段。这个问题非常大，不便展开来谈。我想说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关心社会的，是和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对资本主义文化艺术上也是很有力地进行了批判，他们对文化工业、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的商业性、消费性和娱乐性的批评是非常有力的。现在的问题是第三个层面，即从认知体系到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这个层面，要从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达到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美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的认识。董老师对学术走向这个脉络的把握是很准的，他说有一种倾向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化”。我觉得我们的教育确实应该引起警觉的，但是也有一个实际的情况，我刚刚说的1980年代我们开始做“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时候，一直在计划经济当中，我们对市场经济一点概念都没有，可能很多的词、概念都是不一样的。但是经过30多年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我们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批判确实还是很有力的，对人类整个生态文明的关心也是非常深切的。我上次到英国去参加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人道主义。他们张扬的核心内容就是人性、人道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真的是这样。为什么意大利的葛兰西不放在“西马”里面呢，因为他不张扬人性、人道主义，所以说人性、人道主义是“西马”一个核心的东西。我们自己也放弃了阶级分析，张扬起人性、人道主义来了，好像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了共同语言。其实，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真的是很了不起的，我们有一套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树。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是阶级性、党性、政治性、人民性、意识形态性，这是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理论建树。恰恰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扔掉了，不再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不再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和辩证的方法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把我们从认识论、反映论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我们的文学艺术的方法统统推翻掉了。当我们把几十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理论全部推翻掉以后，你说大家都往哪去呢？人们突然发现西方还有这么一个东西，而且还批判市场经济，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商业性、消费性、娱乐性批判得那么强烈，对人类的精神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批判得那么激烈。突然感觉到我们现在处在市场经济这么一个时代，我们应该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我们的社会，来批评我们的文艺。我估计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吸引力的所在。我真的有一个深切的感受：我们中国自己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千万不能丢。文化大革命以后，改革开放初期，所有的理论问题都是冲着阶级分析的，把这一套东西全部推翻了，全部取消了，我觉得这是最致命的，也是最难受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做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原理，我就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所以一定要从历史的角度把它说清楚，梳理清楚，每一个原理性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说清楚，到底我们的理论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哪些真的是失误了，哪些是有成绩的，哪些是不应该抛弃的，这恰恰是我们中国现实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倒是觉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原理性上没有什么建树。他们一味地张扬人性、人道主义，不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只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在批判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对文化工业、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的批判是有力度的，这恐怕也是吸引大部分年轻人很重要的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