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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包含了语言批判。“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然异化的社会制度，从宗教到国家、劳动、货币、人的关系，甚至到语言，异化无处不在。”[17]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法权等等的批判，常常也都是从语言切入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包括了对发达工业文明时代的语言批判。阿多诺反思了实证主义思维影响下文化工业制品语言的虚假性与欺骗性：“文化工业产品通过语言的表达，表现出了它们本身具有的广告文化的性质。就是说，语言越是完全地变成了进行宣传的工具，词汇越是严重地从实际包含着意义的承担物变成没有内容的符号，它们越是单纯地和清楚地表达了它所应表达的意思，它们本身同时就越是变得不清楚。摆脱神话学影响的语言，作为整个启蒙过程中的因素，又返回来具有了神话般的魔力。语言词汇与内容相互区别和分离开来。如痛苦、历史、甚至生活这些概念，变成了抽象和失去了这些内容的空词汇。词汇的形式同时也构思和反映这些概念。把词汇解释为偶然的，把词汇所包含的对象解释为随心所欲的，这种彻底地分离开词汇与词汇所表达的内容的做法，倒是清除迷信的把词汇与事实混为一体的做法。按照固定的字母顺序排列的词汇来判断事物的做法，被看作不清楚的词汇和形而上学而加以排斥了。但是这样一来只能画出而不再具有意义的词汇，只是表示了那种固定为公式的事物。语言和对象都有这种情况。净化的词汇不是从对象中吸取经验，而是把对象表示为一种抽象因素的状况，把其他一切词汇都强制地变为绝对空洞的表达，什么含义也没有，因此也就没有实在的内容……实证主义把世界归结为数据所具有的盲目性和呆板迟钝性，也转移到了限于记录那些数据的语言本身上了。因此，符号本身也变成不清楚的了，它们具有一种附着力，一种撞击力，这种力量使它们变成与自己完全对立的魔力。”[9]154-155按照阿多诺的说法，语言只有揭示了表达和意指之间的差异关系时才具有真实性：“语言的力量证明，表达和事物在反思中彼此分离开来。只有当人们意识到表达和被意指之物的非同一性时，语言才能成为真实性的一个尺度。”[14]109 马尔库塞对语言的批判是其对资本主义单向度社会批判的一部分。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一套全面管理的语言，“社会宣传机构塑造了单向度行为表达自身的交流领域。该领域的语言是同一性和一致性的证明，是有步骤地鼓励肯定性思考和行动的证明，是步调一致地攻击超越性批判观念的证明……在社会思想习惯的表达式中，现象和实在、事实和动因、实体和属性之间的紧张逐渐隐没。意志自由、发现、证明和批判的要素在指谓、断定和模仿时不起作用。魔术似的、专横的、礼仪的要素充斥于言语和语言之中，话语的作为认知和认知评判发展阶段的那些中间环节被剥夺。曾经把握了事实并因而超越了这些事实的概念正在失去其可靠的语言表现力。”[11]78他进而指出，这类语言具有欺骗性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一部分，“语词每天都把社会传递给它的成员，因为，它成为由现存社会构造、成型、使用的对象的名称。色彩、形状、音色并不具有这样的‘含义’：它们的含义就其社会应用来说，更普遍、更‘中立’。相反，语词必定会失去它们超越性的意义。社会越是接近对言谈天地完全控制的阶段，语词就越趋向于失去其超越意义。因此，我们当然可以说‘名称与其对象的一致’，但这是虚假、强制的、欺骗的一致，是控制的工具。”[18]181 不仅如此，马尔库塞进一步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有步骤地排斥及物概念的分析，使自己附属于一种虚假的意识。概念的操作处理具有政治功能，支配着对个人或社会、精神或物质等人类现实的分析，达到了一种虚假的具体性：“语言的控制是通过下列途径来实现的：减少语言形式和表征反思、抽象、发展、矛盾的符号；用形象取代概念。这种语言否定或吞没超越性术语；它不探究而只是确认真理和谬误并把它们强加于人。”[11]94“思想和表达，理论和实践，将被引导到同人们的生存事实相一致的路线上来，于是对这些事实的概念批判不再有任何余地。当概念思维逐步成为在现存社会制度内探究和改善现存社会条件的手段时，操作概念的治疗特征就非常明白地表现在工业社会学、消费心理、市场情况和公众舆论的研究中。”[11]97其做法是使事实孤立化、原子化，使事实固定在压抑性的总体之内，并把这一总体的范围当作分析的范围。 马尔库塞还特别批判了以罗素、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以经验主义的概念或感觉的碎片世界，来取代形而上学、神话、传说和幻想的世界，实际上培植了认同性的思维方式：“这种分析由于立足于物化的日常话语领域，由于是在此物化领域之内来揭示和澄清日常话语的，因此它要从否定的、异己的、对立的、不能按照既定用法来理解的事物中进行抽象。它通过对意义进行澄清、归类和分离来消除矛盾、幻想和越轨的思想言语……它所采用的方法贬损或‘转译’了引导人们去理解处于压抑性不合理结构中的已确立现实的概念，也即否定性思维的概念。”[11]164哲学语言必须从它所极力理解的对象中摆脱出来，必须不同于日常用语以便解释后者的意义。即便在日常话语范围内运动时，它也应当是对抗性的，即把意义的已确立的经验背景分解成其现实的背景。而分析哲学从话语和生活的更大的背景中后退，从形成概念的媒介中转移，将概念还原成非超验的东西，把哲学变成了单纯的语词分析。 在法兰克福学派各个成员中，哈贝马斯的语言观念更具有建设性。他认为，社会成员的整合是通过交往而形成的。他把人的活动分为劳动(Arbeit)和相互作用(Interaktion)两种类型，前者指的是根据经验知识和技术规则进行的工具性活动，后者是人们按照共同遵守的规范、以符号为媒介的交往活动[19]。但是，哈贝马斯从他的交往语用学出发，也反思了从弗雷格到维特根斯坦的形式语义学，认为：“仅仅从语义学视角出发的语言分析会让完成式的‘自我’表达中呈现出来的自我关系意义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它反过来又用命题与事态之间的一种完成式关系，代替了主体与对象以及系统与周围世界之间的双重关系，因而对自我关系依然充满了认识论上的短见。相反，自我用经验命题表达出来的体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事态或内心的事件，并进而与世界中的实体等同起来。传统观点认为，这种自我关系是自我意识，它既有所表现，又有所遮蔽。我们只有从语用学的角度对我们的语义学视角加以拓宽，才能真正理解这种自我关系。因此，不是对指涉性‘自我’表达的意义分析，而是对完成式的‘自我’表达的意义分析，在人称系统中为解决自我意识难题提供了广阔的前景。”[8]379 可见，法兰克福学派的语言批判是与物化批判、实证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