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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瞿秋白从文艺与政治功利、阶级本位、哲学观念等维度出发，围绕客观主义、象形论、不充分的辩证法等论题，深入批判了普列汉诺夫文学理论，其主要成因是现实斗争的需要、苏联风潮的误导、研究视界的影响。瞿秋白的批评服务于具体历史语境，推导逻辑的基础是政治立场、阶级身份，客观促进普列汉诺夫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运用，参与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话语实践与价值建构。 关 键 词：瞿秋白/普列汉诺夫/文学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瞿秋白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系研究”(09CZW004)；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现代中国左翼美学的建构与论争”(14A150)及中国博士后一等资助项目(2014M550121)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中望，湘潭大学，湖南湘潭，411105 刘中望(1980- )，男，湖南新化人，文学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1929年至1934年，是普列汉诺夫(以下简称“普氏”)文艺论著在中国翻译、出版、研究最集中的时期之一，冯雪峰、鲁迅、瞿秋白等做了大量工作。瞿秋白有三大贡献：一是翻译了普氏的四篇文学论文，即《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第一讲)；二是撰写了长文《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深入研究了普氏文学理论；三是批判胡秋原、弗理契文艺观点的同时，总体评判了普氏文学理论。瞿秋白的普氏文学理论译文大都是当时新发现、新出版的普氏文章或演讲大纲，内容新颖，与冯雪峰、鲁迅等转译日文不同，瞿秋白直接从俄文翻译，可信度更高。瞿秋白“全面地论述了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的错误和价值，代表着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国对普列汉诺夫文艺理论的认识水平”[1]。对于普氏文学理论，瞿秋白批评远多于肯定，但同时代同为“左联”主要成员并同样译介与研究普氏文学理论的冯雪峰、鲁迅等人，却称颂远多于指责，称其“以救正我”，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之一，“用马克斯主义的锄铲，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2]。瞿秋白为何异于别人而侧重于批评，他又是如何批评的，这值得深入追问和专门探讨。 一、批评内容 以通读普氏全集、译介其多篇文学论文为基础，联系中国文艺现实，总结归纳瞿秋白对普氏文学理论批评如下。 (一)文艺与政治功利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历来关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瞿秋白的普氏文学理论批判，也是如此，包括以下要点。 一是普氏理论标榜客观主义，忽略文艺的政治功利。瞿秋白认为，普氏文学理论是一种“虚伪的客观主义”：宣扬生物学、地理学式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练习的欲望”；“五段论”公式遗忘了“阶级”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概念；以科学的文艺批评为幌子，污蔑党派文艺批评为纯粹主观主义立场，放弃能动性；标榜艺术至上论，否认文艺的意识形态、阶级属性，与无产阶级文学“揭穿敌人的假面具，揭穿机会主义分子，以及动摇分子的假面具”[3]背道而驰。瞿秋白发现，同样评价别林斯基，列宁与普氏大为不同：前者看重别林斯基在阶级斗争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后者认为别林斯基的伟大“首先因为他是个文艺批评家”，可见二人文艺观的相异。通过援引列宁观点，瞿秋白强调，文艺是阶级的宣传工具、教育群众的武器，虽然“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煽动都是文艺”，但它意识形态属性鲜明，发挥宣传作用无可厚非。在瞿秋白看来，普氏艺术至上论的客观主义，密切联系他“政治上的错误”[4]，这是问题关键，也是“批评美学理论的根本原则”[5]。 二是普氏兜售“象形论”，无视文艺的能动性。早期苏联文艺界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弗理契，以普氏学生自居，但他发展的主要是普氏消极观点，“过于强调了社会经济与生产方面，而忽略了艺术本身的运动和发展”，“把艺术生产等同于物质生产，并认为艺术完全受经济的支配”[6]，其看法迥异于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弗理契》等文章中，瞿秋白指出，由于信奉普氏象形论，弗理契犯了波格诺夫式错误，受康德哲学的影响，普氏强调象形论，将艺术的作用等同于中国、埃及的象形文字。然而，艺术固然依赖形象思维，但这种象征内容贫乏，只能消极反映生活，无法影响客观世界。据此，瞿秋白强调，普氏的这一观点，与列宁“反映实质而且影响实质”的艺术能动反映论背道而驰，因为艺术家“是个战士，而不是旁观者”，“是个‘列宁派’，他要会抓住发展的倾向，而不是消极的照相机”，“要会理解社会现象，而把它溶化到艺术的形象里”[7]，政治追求鲜明，社会责任重大。进而，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文艺不同于其它文艺，因为它“各方面的最深刻的最充分的最高限度的去认识社会的现实，真正深入改造世界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之中所有的一切矛盾和困难”，革命价值突出，政治功利明显。在瞿秋白看来，普氏无视文艺的主观能动性，反对发挥其政治功用，不利于革命斗争，不可不批判。 (二)文艺与阶级本位 文艺的阶级本位、发展方向，是界定文艺属性、生成文艺价值的前提，一直被广泛研究。基于这种考量，瞿秋白对普氏文学理论批评如下。 一是普氏以知识阶层为文艺本位，漠视大众。瞿秋白认为，文艺坚持大众本位，还是知识本位，是他与胡秋原的分歧所在，也是问题的根本点。联系普氏文学理论，他强调，普氏贬低高尔基文艺作品，指责俄国民众的愚昧，说“布尔塞维克还不如唯心派的音乐家斯克里亚宾懂得马克斯主义”，污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文艺政策为欺骗群众的手段，根源于普氏是坚持和平革命的机会主义者、政治上的孟什维克修正主义者，轻视普通百姓。联系了解到的苏联文学突击队运动，瞿秋白认为，不少大众很有文学才华，他们“对于文艺非常之有兴趣，有很多文学的天才”[8]，在戏剧等民间文艺领域，造诣尤其精湛；即便面对稚嫩文艺作品，也应该“加重教育突击队的任务”，推动“加入文艺研究会的突击队员的创作进步”，促使其“作品的思想上艺术上的程度增高”，发动他们参加普洛文艺运动。 二是普氏理论停留于“现在是什么样”，忽视文艺发展。瞿秋白强调，普氏艺术至上论的客观主义，只关注文艺现状，停留于“现在是什么样”的事实描述，而无产阶级文艺更需关注“应是什么样”这种建设性、发展式面向，不忘应然性的价值追求，“为着全人类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利益，而去从事于艺术和文艺评论”，“坚决的站在真正为着这种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的党派方面”[9]。瞿秋白强调，普氏文学理论的保守性、妥协性，影响了大众文艺的发展，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建设，需多加批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