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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一方面，瞿秋白精心编译了普氏的4篇论文，他说“这里也有许多很有意义的材料，可以和中国已经译出的普列哈诺夫著作参看”[28]，瞿秋自称这种编译为“参看”，明显针对胡秋原的普氏观：《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一文，引出文艺批评家政治立场与文学批评科学性关系的讨论，用以破解胡秋原的非政治主义论断；《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这篇被苏联官方文艺界当成“为艺术而艺术”思想的代表作，意在批判胡秋原的艺术至上论；作为普氏艺术理论核心的《唯物史观的艺术论》一文，引入针对普氏唯物史观的批评，用于打掉胡秋原等人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瞿秋白在所撰普氏批判长文中写道，胡秋原是“从普列汉诺夫、弗理契出发的文艺理论家”，普氏的唯物史观对他影响很大，他有时说艺术用“形象去思索”，是“生活的表现、认识和批评”，又说艺术的最高目的是“消灭人类间一切的阶级隔阂”，“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观点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在瞿秋白看来，胡秋原“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9]，他“舍不得朴列汗诺夫”，不熟悉列宁文学理论，普氏文学理论“包含着客观主义和轻视阶级性的成分，也包含着艺术消极论的萌芽”，到胡秋原那里，还夹杂着安得列耶夫和他自己的学说，变成了“百分之一百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它鼓吹“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危害巨大。 实际上，当时站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的胡秋原，倡导“在文艺或哲学的领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研究，但不一定在政党的领导之下，根据党的当前实际政纲和迫切的需要来判断一切”[30]，并非“反动派的走狗”，声明“我决不反对普罗文学的存在及特权的，只要作得好；而且知道因还年青，不大好也是不可避免的”[31]。1932年，进步社团中国著作者协会发起成立之时，根据得票数的多少，胡秋原与陈望道、王礼锡、冯雪峰等7人，被推选组成筹备会；1933年，上海文化界组织营救丁玲、潘梓年，胡秋原“等亦致电南京政府，请查明释放或移交法庭办理”，发表了“我们的作家是怎样被绑?怎样跌死!我们将怎样去营救?怎样去保障?”[32]的质问，便是这方面的明证。另外，胡秋原之所以“决舍马克思主义而取自由主义”，既有亲历苏俄、目睹其所谓“阴暗面”而怀疑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大审、个人崇拜，都使我惊异。买东西常须摆长龙，物品的素质甚至不如上海，使我断言我们不能实行苏俄的共产主义，最使我反感的，是在红军博物馆看见外蒙已划入俄国版图”[33]，更有中国被殖民化、有损民族自由的深层担忧，“西化，俄化乃是自甘永落他人之后，而且中国与西方与俄国社会传统不同，环境和需要不同，二化决不能为救国之用，只有促使中国殖民化之可能”[34]，主观体验、国家利益、民族情怀等多维交织，个中原因比较复杂，简单对其评判是不科学的。此外，胡秋原主张“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针对的是民族主义文学“摧残思想的自由，阻碍文艺这自由的创造”、“用一种中心意识，独裁文坛”[35]，他同时认为“一切文学都是有阶级性的”[36]，但中国左翼文坛却以为“它对左翼文坛所力倡的文艺的阶级论、文艺的党派性等等也将起一种消解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过度敏感，就使许多左翼作家将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置于一种敌对观点的位置上加以抨击”[37]。可见，胡秋原笔下的普氏，成为瞿秋白体认的主要出发点、批评的视界靶心，这使其看法带有明显的辩驳色彩，用语相对夸张，认识比较情绪化，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准确评价。 三、简要评价 立足于中国文艺现实，借助列宁的相关论述，瞿秋白集中评价了普氏文学理论，他研究目的明确，分析视角多维，这些都值得充分肯定，但当时革命斗争的救亡主题，统领了超脱审美的启蒙方案，前者对文学理论的建构提出了方向，强调了重点，设定了对象。服务于国内现实斗争的需要，受苏联贬抑普氏理论风潮的影响，加上普氏思想的复杂性、不同时期的差异性，又因胡秋原对普氏文学理论的选取、阐释、变形而影响瞿秋白的评价视界，他的研究视线集中于普氏后期文学理论，对其批判远多于肯定。它并非简单的学术研究行为、纯粹的理论探讨工作，而是一种时代需要与思想资源的对接策略，牵涉甚为广泛，情况比较复杂。 瞿秋白对普氏文学理论的译介与研究，发生于具体的历史语境，承载着特定的社会使命，按他自己的话说——“这里不免略为关涉到中国文学界的现象”[38]，它以一种批评性、否定式的独特方式而展开，服膺于1930年代中国文学论争“各派所依据的常常是其政治文化立场，而文学自身的要求则往往被隐去。其间，备受重视的是说话人的政治态度，即站在何种立场上讲话，是论争各方最关注的”[39]之整体氛围，其推导逻辑往往建立在政治立场、阶级身份的基础上，加上普氏思想与革命斗争实践的巨大“隔膜”，主张俄国革命走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分进合击与平行领导之路，曾经尖锐批评十月革命，与列宁思想存在不少根本性的分歧，因而被贴上孟什维克投降主义思想标签，苏俄官方所作的此种政治评价，势必直接影响对其文学理论的判定，这种情况在当时中国风起云涌、激情澎湃的革命语境中尤甚，“谈论、品评政治的热情在以‘艺术问题’为由头的探讨中得到发挥，人们的政治情绪在以‘艺术问题’为由头的探讨中得到宣泄”[40]。 以今天的眼光视之，这种以政治取代学术的评判方式，不恰当地放大了普氏的政治错误、贬低了他的思想贡献，所得结论有时比较片面、不够公允，使普氏被逐渐淡化乃至被遮蔽，受此种体认与评价的推动，“普列汉诺夫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影响，从一开始奔腾喧嚣的江水，逐渐转化为水面下沉默然而坚韧的河床”[41]，它进一步强化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政治化色彩，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导致1935年后20年内我国普氏著作译介与研究的停滞状态，文学理论界仅引用1944年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所收录普氏的5段文艺论述，即“论原始艺术与劳动之不可分离，劳动早于艺术”(2段)、“论艺术之形象的特质”(2段)、“论革命期资产阶级的艺术与政治斗争”(1段)，接受明显出现偏离，“这种错位现象在上述瞿秋白的评论中已初现端倪，随后则衍化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认识”[42]，这些必须承认。然而，它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中国的快速传播，加速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进程，引出的一些思想命题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不断走向成熟，促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以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新兴的学科面貌登上历史舞台，参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早期话语实践和价值建构，迄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典型体现，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出现，仍然有其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