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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艺与哲学观念 文艺与哲学联系紧密，一定的文艺思想，总是脱胎于特定的哲学观念。瞿秋白对普氏文学理论的哲学观念，做了如下清算。 一是普氏理论坚持抽象主义的哲学立场，脱离具体语境。在《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等文章中，瞿秋白指出，普氏政治家、哲学家身份内在关联，其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影响了他文学理论的正确性，“那种机械的分割哲学艺术和政治的观点，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多元论”[10]。在他看来，普氏象形论表面上是模仿律、相仿律作祟的结果，罪魁祸首却是抽象主义哲学思维。以列宁对普氏哲学观念的批评为主要思想资源，瞿秋白强调，普氏文学理论拘泥于逻辑主义、笼统主义的哲学观，试图找到所谓的一般规律，忽略了具体的历史事实，遗忘了复杂的环境条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 二是普氏崇尚不充分的辩证法思维，文艺认识不科学。在《论弗理契》、《文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等文章中，瞿秋白强调，普氏关于列夫·托尔斯泰、民粹派、18世纪法国戏剧的估量等文艺问题的看法，违反了辩证法，普氏倡导的“唯物论的辩证法”是一种不充分的辩证法或者说“非辩证法”，它难以认识矛盾的各个方面，据此主张“艺术作品和科学论文是互相对立的，情感和理智是互相抵抗的，艺术的社会分析和美学估量是互相分离的，内容和形式机械的分裂了的”[11]，更是荒谬。在瞿秋白看来，普氏哲学思维下的文艺观，认识绝对化，辩证性不够，语境意识贫乏，难以令人信服。 二、主要成因 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源自独特的主体条件，深受研究视界的影响，综合生成了瞿秋白对普氏文学理论的批评态度。 (一)现实斗争的需要 1931年至1933年，瞿秋白、鲁迅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据茅盾回忆，因瞿秋白党内威望高、理论修养好，左联作家对他“人人折服”。基于此种身份，瞿秋白对普氏的认识、评价，也就服务于左联的斗争需要，选取普氏复杂观点的哪些部分进行何种评价，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选择性接受、变形性阐释、差异性传播无法避免。更重要的是，自诩掌握普氏唯物史观精髓的胡秋原等人，尊奉、传播其艺术至上论，本就针对左联文艺主张而来，他们批评左联对现实世界的干预与批判，过于倚重文艺作品的宣传价值等，且“胡秋原原来是一位持自由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学问，远远超过了那些左联批评家。他读了普氏、托洛茨基、渥隆斯基以及其他一些苏联理论家的著作之后，认为尽管文学有一种阶级基础，但文学创作不应当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或政治论文中的那种规律”[12]，胡秋原以他采摘的普氏局部观点为媒，用以反对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决不可听之任之。 关于这一点，瞿秋白曾明确指出，争论的核心是，自由人还是工农大众承担反封建的文化革命任务，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领导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你让不让一切种种的阶级和文学存在”，而在于“你为着那一阶级的文学而斗争”[13]，胡秋原等鼓吹“高尚情思的文艺”，以文艺自由论为幌子，客观上帮助统治阶级“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14]，胡秋原清洗了普氏文学理论的优点，推崇其孟什维克主义思想，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客观主义”，而他声称“不主张只准一种文学把持文坛”，臆测、夸大左联理论家与作家之间的矛盾，其实质还是“反对阶级文学的理论”。瞿秋白的论辩逻辑演化为如下话语序列：批评普氏，即维护左联，亦即促进中国革命文艺的高涨。这种逻辑关联、意义指涉，决定了瞿秋白对普氏文学理论的态度，至于它能否涵盖普氏文学理论的全部，是否存在误解、夸大，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也就显得不太重要，甚至是太不重要。 正是基于此，瞿秋白批评普氏文学理论不重视文艺的阶级属性、忽视文艺的政治功利等，而实际事实恰恰相反，“普列汉诺夫的功利主义艺术观不同于通常的功利主义艺术观，乃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功利主义艺术观”[15]。另外根据杨慧的中俄文对勘考证，瞿秋白所撰文章《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是对苏联伊颇里德《新发现的普列汉诺夫的文艺学著作》一文的撰述，它“从文字上看，瞿秋白放弃了追随原文格局的对译，重新组织文字。从关注重心看，原文重在批判普氏文艺学的若干错误，如客观主义、唯心主义、艺术至上论等，并强调这种批评与现实的文艺斗争乃至捍卫列宁主义路线的斗争的紧密关联。而瞿译则重在强调对普氏之文学与政治分离原则的批评，关注重心转移到了文学的党性和政治性问题”[16]，大幅改动原著，“对于苏联文学理论界的这一重要斗争(对普氏“正统”的批判——引者注)，瞿秋白只是一笔带过”，该文“根据中国文坛现实，尽全力将其裁剪到自己的阐释框架中”[17]；1931年《文学遗产》总第1期刊登了普氏尚未出版的论文11篇，瞿秋白选译了其中的4篇，批评胡秋原、苏汶的相关论点，成为其落脚点、旨归点，“自有深意存焉”[18]。在1920、1930年代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博弈语境中，“自由主义在面临马克思主义挑战时失去影响，主要原因恰恰是因为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相联系”[19]，通过同台斗争与反复较量，马克思主义取得对自由主义的胜利，瞿秋白对文艺自由论的批判便是其中的重要工作。总之，现实斗争的需要，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瞿秋白对普氏文学理论的批评，催生了其主体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