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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联风潮的误导 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在苏联工作、学习，“堪称国内熟谙苏联文艺界最新动态的第一人”[20]。1932年至1933年，撰写批评普氏文学理论文章之时，他阅读了涉及苏联文艺论争的大量书刊资料。正是在此前后，苏联对普氏文学理论的评价截然不同：1924年至193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致拉萨尔、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的信在苏联公之于世之前，列宁文学理论著述未被大规模辑录、整理、研究之前，普氏被尊为“正统派”，地位甚高，因此，1920年代初期译介果戈理《仆御室》所作后记、《序沈颖译〈驿站监察吏〉》等文章中，瞿秋白援用普氏等俄国社会历史批评理论，坚持“社会—思想—文学”的认识路线，强调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反作用；1924年8月瞿秋白曾翻译普氏《辩证法与逻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几个规律》这两篇哲学论文，强调普氏哲学思想的先进性、科学性；1930年代开始，苏联内部局势好转，便于官方腾出手整顿意识形态，曾经否定“十月革命”而犯过政治错误、尖锐批评列宁的普氏，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加上法捷耶夫后期“拉普”思潮盛行，普氏被德波林、米丁等斥为浅薄的庸俗社会学、修正主义，遭受全盘否定，这些势必影响瞿秋白的判断。 冯雪峰曾回忆说，国内当时的文学理论，除马克思主义之外，“最多则来自苏联‘拉普’中阿巴赫等人的理论”，瞿秋白讨论文艺问题“特别是在讨论创作方法时，也会不自觉地受到‘拉普’的影响”[21]。瞿秋白说“最近的文艺论战，在国际的范围里克服这种‘正统论’，而继续开展反对一切种种机会主义的斗争”[22]，“国际的范围”、“克服这种‘正统论’”、“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即指苏联文艺界对普氏理论的贬低与批评，他接受了这一态度与观点。这方面的明显例证是，瞿秋白翻译了当时苏联官方评判高尔基的不少权威论文，如V.吉尔珀汀《高尔基——伟大的普洛艺术家》等，而这些文章披露了普氏对高尔基的批评立场与冷淡态度，比如普氏对高尔基是“客气的，冷淡的，形式的”[23]，他批评高尔基“很不行的消化了那无产阶级全世界的真理”，不赞成判定《母亲》的“布尔什维克”性质，“孟塞维克的普列哈诺夫嫌恶着高尔基的布尔塞维克的同情”[24]，此间隐含贬抑普氏及其思想的判断。与之不同，冯雪峰、鲁迅的普氏文学理论取自日本，引入的是肯定态度与推崇立场，相异的理论资源生成了相反的判断结论。 1920年代末期开始，苏联掀起了一股普罗文艺热潮，服务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需要，文艺大众化等观点被国内快速接受和大力倡导，而苏联普罗文艺欣欣向荣的景象，又带给中国人以美好的憧憬，成为革命前行的动力性灯塔。对此，瞿秋白就曾写道，“俄国革命的文化事业，从此更无限量，是世界人类生活之艺术化的先河”[25]。因为这种强有力的情绪感染、逻辑指引，苏联文艺界的言与行成为国内仿效的标杆，一定程度上导引中国革命文艺的认知指向与情感方向。在瞿秋白看来，1931年成立的苏俄普罗文学联盟将“新的关于劳动力问题、苏联机器工业的发展、工人的工作态度”等作为新题材，广泛建立文学突击队，“中国的革命文学界应当特别深刻的了解苏俄普罗文学的新的阶段”[26]。他者式的苏联文艺风潮内化为如下推演序列：因为苏联各项事业的美好，文艺大众化、服务现实斗争的大有裨益，借鉴包括批判普氏文学理论在内的苏联文艺界做法，必然有助于推动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批判普氏也就理所当然。苏联贬低普氏文学理论的世风时潮，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瞿秋白的全面认知。 (三)研究视界的影响 1929年至1930年，胡秋原编写了《唯物史观艺术论——朴列汗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之研究》这本研究普氏文学理论的专著，全书60余万字，1932年底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在当时影响较大。该书称赞普氏为“世界最初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的建设者”、“科学的美学的开山祖”，对普氏文学理论的某些重要论题做了介绍、评价，不少章节有其独到、深刻之处。但因为普氏文学理论的复杂性，前后期认识的大相径庭，选择哪些部分进行评价，所得结论也就大为不同。受日本理论界主流观点的影响，胡秋原总体上采用了普氏“正统论”立场，多选择他艺术诉诸情感与形象、艺术起源等的科学见解，看重其后期孟什维克妥协思想下的一些文艺观点，他“用人性论代替了普列汉诺夫的阶级论”[27]，借此兜售自身理论，普氏成为他观点的保护神。因此，批判胡秋原，首在批评普氏理论，假若能批倒他笔下的普氏，使其丧失论说基石，驳斥胡秋原即告成功过半，至于胡秋原对普氏的理解是否准确、到位，反倒不是问题的关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