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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关注较多、论述较多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继承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继承下的创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8]585。当然，人们对前人遗产的继承并非毫不走样的照搬，而是建立在误读、曲解、选择基础上的。“每个前一时期的任何成就，被后一时期所接受，都是被曲解了的旧东西。例如，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到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里士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的‘古典’戏剧。”[19]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关注的文学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在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同样是一个重要话题，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们围绕这一话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其中，鲁迅和瞿秋白的观点颇具代表性。1930年，鲁迅在《〈浮士德与城〉后记》中指出，新阶级的新文化是对旧阶级的旧文化的继承：“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有所传承，对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10]355。其后，鲁迅在《关于翻译》《拿来主义》等文章中，又进一步阐发和拓展了这一思想，对文艺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论述。鲁迅的观点很明确，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来自于旧阶级的旧文化，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具有联系性；无产阶级对旧文化的态度是选择性的传承，批判性地利用。瞿秋白与鲁迅的观点具有一致性，他强调建设新的大众文学应该关注、利用旧的大众文学：“旧式的大众文艺，在形式上有两个优点：一是它和口头文学的联系，二是它是用的浅近的叙述方法。这两点都是革命的大众文艺应当注意的。”“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开始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逐渐加入新的成分，养成群众的新的习惯，同着群众一块儿去提高艺术的程度。”[16]18瞿秋白的论述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新的大众文艺的发展要依靠旧的大众文艺资源和优秀传统；其二，在利用旧的大众文艺资源和传统时要创新、加入新的成分，艺术造就欣赏者，新的大众文艺能培养群众新的欣赏习惯并提高艺术程度。 二、20世纪早期初级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存在的主要问题 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早期阶段，早期阶段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大地上是一种新的理论、新的学说，它同任何其他新理论、新学说一样，在诞生之初都是不成熟的，甚至是有缺陷的。这些不成熟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思想的浅泛性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内容广泛，论题多样：主要探讨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阶级性、文学的服务对象、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等重要理论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给出了新的答案，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用今天的眼光加以审视，它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并不深入，见解也不够深刻，有的还停留在浅而泛的层次。 首先，对文学性质认识的表面化。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们基本上都认为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强调生活对文学的决定作用；注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强调政治对文学的支配作用。他们在研究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时较少研究文学与创作者之间的关系，没有看到文学与文学家的精神世界即感情、才思、无意识等方面的复杂联系，因而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停留在反映论层面。论述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没有错，但同样是反映，却有机械反映和能动反映之别：同一时代的作家、反映同样的生活，为什么结果总是千差万别，这就不能不深入到文学家的主观世界去寻找原因。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没有错，说哲学是生活的反映同样没有错，那么，文学和哲学反映生活的本质区别在哪里?这就不能不深入到文学家和哲学家思维方式的差异，心理活动的差异。显然，忽视对文学家感情、才思、无意识心理的探讨，是找不到科学答案的。这正是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多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通病。他们在研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时较少研究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没有看到文学和政治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对文学施加影响，文学对政治也有反作用，两者是处于相互影响之中，呈现出的是一种互动关系。同时，他们对政治的理解也比较单一，主要是将其理解为革命政治斗争。其实，政治也是有层次性的，可分为政治斗争、政治制度、政治思想，这不同层面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也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也有区别。对文学与政治关系思考的表面化，同样是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多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缺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