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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极为重要，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更是居于核心位置。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艺术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一样[8]72，都是物质关系的产物，都属于意识形态的领域，也都具有政治属性。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政治属性的观点，引起了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高度重视，并结合中国革命的需要和文学实践进行了发挥与发展。陈独秀于1917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就指出文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认为文学革命是政治革命的需要：“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3]291。李大钊则从文学的审美特性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联来看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他于1923年11月13日在上海大学的演讲《社会主义释疑》中指出：“艺术家最希望发表的是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而最后的是平凡。所以现在有一班艺术家很怀疑社会主义实行后，社会必然愈趋平凡化，在平凡化的社会里必不能望艺术的发达。其实在资本主义下，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亦何能容艺术的发展呢?又何能表现纯正的美呢?那么我们想发表艺术的美，更不能不去推翻现代的资本制度，去建设那社会主义制度的了。不过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就是了。”[9]李大钊指出，文学与政治制度是有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业倾向和恶俗气氛是与文学审美和个性表达相敌对的，希望社会主义应力求避免这种气氛和倾向，为文学审美和个性表达提供机会。1924年，沈泽民发表的《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第一次提出了“为革命而艺术”的口号，强调文学家应该是革命家，要深入革命运动中，了解无产阶级，进而创造出革命的文学。他说：“诗人若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决不能凭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来。诗人若单是一个有革命思想的人，他亦不能创造革命的文学。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夸称天才的创造力，文学始终只是生活的反映。革命的文学家若不曾亲身参加过工人罢工的运动，若不曾亲自尝过牢狱的滋味，亲自受过官的迫逐，不曾和满身泥污的工人和农人同睡过一间小屋子，同做过吃力的工作，同受过雇主和工头的鞭打斥骂，他绝不能了解无产阶级的每一种潜在的情绪，绝不配创造革命的文学。”[5]405 1927年至1929年，鲁迅先后发表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现今的新文学的概况》等论及文学与政治的文章。鲁迅认为，文学与政治有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另一方面，“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安于现状的同一”[10]113。文艺不能超越政治，“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越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7]516。鲁迅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观点，在同代人中是先进的，他能辩证地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既指出了两者的矛盾冲突一面，又指出了两者的协调一致一面。1932年，瞿秋白发表的《非政治主义》一文，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了更为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每一个文学家实都是政治家。艺术——不论是哪一个时代，不论是哪一个阶级，不论是哪一个派别的——都是意识形态的得力的武器，它反映着现实，同时影响着现实。客观上，某一阶级的艺术必定是在组织着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意志，而表现着一定的宇宙观和社会观；这个阶级，经过艺术去影响它所领导的阶级(或者，它所想要领导的阶级)，并且去捣乱它所反对的阶级。问题只在于艺术和政治之间的联系的方式：有些阶级利于把这些隐藏起来，有些阶级却是相反的。”[11]541瞿秋白的论述，表达了三层意思：其一，文学家和文学都有政治属性；其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既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又影响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其三，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表现方式是多样的，有隐晦和明显之区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