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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的阶级性 文学的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不仅存在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且“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8]272，即阶级斗争。阶级社会中的文学，在反映现实生活时就必然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8]98，统治阶级的文学也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言人，也希望无产阶级的作家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为无产阶级服务。可以说，文学的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文学的固有属性。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文学阶级性的思想，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那里受到了特别的关注。20世纪伊始至30年代初期，文学的阶级性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热门话题。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1920年，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随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念也逐渐被运用到文艺理论中，成为分析文艺现象、文艺思潮和作品的重要方法”[12]。这一时期对文学阶级性的讨论，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至20年代中期，主要讨论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如何为革命和无产阶级服务的问题。邓中夏1923年发表的《贡献于新诗人之前》认为，诗歌应该用“激动感情的方法”服务于革命斗争，“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鼓励人民奋斗，使人民有为国效死的精神”[5]394-395。1924年，沈泽民发表了《文学与革命的文学》，认为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阶级的偏见无情地将人们的心灵践踏着，很少的人能从这里脱离出来”。而革命文学要关注旧的阶级的灭亡和新的阶级的觉醒，“用锐敏的同情，了澈被压迫者的欲求、苦痛、与愿望，用有力的文学替他们渲染出来；这在一方面，是民众的痛苦的慰藉，一方面却能使他们潜在的意识得到了具体的表现，把他们散漫的意志，统一凝聚起来”[5]403-405。1926年，郭沫若发表了《革命与文学》，认为阶级社会的作家总会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成为某一个阶级的代言人。他说：“每逢革命的时期，在一个社会里面，至少是有两个阶级的对立。有两个阶级对立在这儿，一个要维持它素来的势力，一个要推翻它。在这样的时候，一个阶级当然有一个阶级的代言人，看你是站在哪一个阶级说话。你假如是站在压迫阶级的，你当然会反对革命；你假如是站在被压迫阶级的，你当然会赞成革命。你是反对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反革命的文学，是替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你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5]438。在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学的阶级性是一种客观存在，关键是革命的作家如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创造出革命的文学并为革命和无产者服好务。 第二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期。主要争论文学阶级性与共同人性问题。1928年至1929年，梁实秋发表了《文学的纪律》《文学与革命》《文学有阶级性吗?》等系列论文，提出了文学是表现共同人性的东西，是没有阶级性的。虽然资本家和劳动者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惧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13]141。因此，“文学根本没有阶级的区别”[13]148。梁实秋关于文学只表现共同人性而没有阶级性的观点，遭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一致批评。1928至1930年，鲁迅先后发表了《文学与出汗》《文学的阶级性》《“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系列文章，批评了梁实秋文学只有共同人性而没有阶级性的观点。鲁迅首先否定了梁实秋的共同人性说，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人性是具体的，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他说：“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7]557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阶级性是明显的，无法摆脱的：“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14]204。当然，鲁迅也没有将阶级性看成文学的全部属性，他指出文学“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14]127。这里的“都带”而非“只有”，既体现了鲁迅与梁实秋思维方式的差异，鲁迅的思维比较辩证，梁实秋的思维比较绝对化；又“表现了在这个问题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5]288。1932年，瞿秋白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中，批评“第三种人”时也强调，在阶级社会中，文艺家总是一定阶级意识的代表，文艺总是有阶级性的。他说，作家们“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们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16]70。可以说，坚持文学的阶级性，是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的共同立场。 (责任编辑：admin) |